《屠夫看世界》

xug

我的85级师弟陆步轩在古城西安好好地做着张飞的营生，据说已经达到每日销售14头“痞哥”的业绩，即将与镇关西先生共执本行业之牛耳。忽然被媒体四面包围，大肆宣扬，引起社会上一片哀鸣，说什么北大才子焉能卖肉，北大这是怎么啦？北大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北大人咋就这么不适应市场经济，咋就这么缺乏现代意识，国家应该大力插手，杜绝这类悲剧继续上演云云。




　　我对这些来自八方的议论，本来不想多置一喙。因为北大的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让人议论和消费一番，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就如同陆步轩自己敏锐指出的：“虚的多，实的少。”然而以83级师兄的身份被中央电视台拉去胡说了一通后，仿佛就有了继续谈论这件事的义务。那我就再重复几句。

　　首先我认为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张飞卖肉，千古流芳。“比尔该死”卖电脑，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钱，没啥光荣；其次，卖肉也不必一定非要卖到什么麦当劳，什么连锁店的程度。那些指责陆步轩或者善意地帮陆步轩出主意的人士，都是认为陆步轩属于一个“不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腰缠万贯、鱼肉乡里才是成功，他们不懂得“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他们不懂得白天做点柴米油盐，晚上读点唐诗宋词也是成功。在当今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能体会我们北大人的成功观？伟大的孔仲尼先生说过：“君子不器。”做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即使成功，也不应该用升官发财去做衡量的标准。当年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谆谆告诫北大学生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利用学问去升官发财。今天有些学校动不动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官员和多少亿万富翁，再加上多少明星和三流小说作者，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学校为耻，而绝不是反过来羡慕和学习它。倘若我们的大学都去培养那样的学生了，那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也就进入地狱了。

　　卖肉好不好，要由陆步轩老弟自己说了算。有朝一日他当了省长，幸福不幸福也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官员和富翁，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作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什么乐趣。北大也曾有些不争气的毕业生，但绝不是陆步轩，而恰恰是某些西装革履的败类。从北大走出的人，有的连肉也卖不上。曾经有一位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离开北大后，上山当了“土匪”，遭到全国媒体的痛骂甚至通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话说到此，应该承认，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北大精神？这是我们这个脑满肠肥的时代不太适合谈论的话题吧。


2003年酷夏7月，太阳像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球，烘烤着古城大地，天如蒸笼，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中学地理教科书将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列为中国四大火都，然而，考察西安近几年的气候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教科书也不十分准确，确实该修改完善了。

　　清晨五点钟，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坐在床上，美滋滋地点上香烟，一时之间，斗室里便弥漫着香烟与汗臭混合的气味。




　　多年养成的习惯，早晨一睁开眼睛，牙不刷，脸不洗，天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先要靠在床上，过足烟瘾——几个小时未吸烟，口腔、肠胃、嗓子已备受煎熬。为好这一口，没少忍受妻子的唠叨，孩子的白眼。

　　也曾咬牙强制戒掉过几次，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吞云驾雾、神仙般美妙感觉的诱惑，戒而复吸，可见戒毒之人意志是如何坚强。反过来又一想，“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狗”，“宁舍婆娘娃，不舍纸烟把”，“抽一支烟，解心宽，解乏解困解腰酸”。自己就这么一丁点儿业余爱好，倘若丢弃，如我这般行尸走肉之人，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后来又听说香烟可以预防“非典”，更坚定了我抽到底的决心。总之，无论怎样，看来这位老朋友注定要与我生死与共了。

　　照例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摆放案板，打扫卫生，整理器械……约五时半，屠宰场将大肉准时送到，过磅、付款、剔骨、翻肉，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重复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不过今天似乎感觉有些异样，早晨起来，眼睛不时地跳。常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崖”，可两只眼睛都在跳，是福是祸，一时却难以预料，只有心中暗暗地提醒自己：头脑冷静，遇事沉稳，不要冲动——人一旦背时运了，喝凉水都要硌牙。

　　六点钟，买主上来了，你要一斤，他要二斤……我在前面案板上打肉，妻在后面绞、切加工，一时忙乱得东西难辨，再也无暇顾及“跳财”抑或“跳崖”之事。

　　八点半许，酒店、餐厅、单位大灶的老主顾陆续来了，老远就打着招呼，店前顿时热闹起来，生意也更加繁忙。

　　当地驻军85012部队的给养员小王将采购清单往我的肉案子上一甩：“眼镜，给我准备三十五斤肉，摩托车借我使使。”

　　我一边答应一边将摩托车钥匙递给他——尽管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表面上还得赔着笑脸讨好应付：

　　“奶奶的，那辆车就是让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给骑坏的，刚花费四千元买了辆新的，不识趣的又来借。”

　　然而，顾客就是上帝，是我等的衣食父母，得罪不起，谁叫咱们做生意呢？

　　继续打发其他主顾，正忙得不可开交，电话响了，不接，不停地响，一听，是小王，车让交警给扣了，让我赶快将有关手续拿过去。

　　“奶奶的熊！”我在心里狠狠骂道。正是卖肉的节骨眼，我哪有空闲！只好告诉小王：“你先回来，车随后再说。”

　　小王回来后，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交警们靠着马路吃轱辘，在环南路什子附近设卡查验证照，暂扣了许多大小车辆。

　　“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团长与公安局熟识，可以要回来，下午请你配合配合。”小王充满自信，说话掷地有声。

　　我点头应允。

　　因为天气太热，肉店是半天生意，肉卖完或者卖不完，下午都没有买主，耗着也是干耗着，不如早点关门歇息。

　　心绪不好，脑子乱七八糟。早早地收拾了门店，胡乱扒拉了几口饭，糊弄一下肚子，打开一瓶冰镇啤酒，狠劲地抽了几支烟，补足上午因为忙而没有过足的烟瘾，无意之中瞥见微微发胖的妻子，猛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禁哑然失笑。

　　杀猪卖肉的媳妇十有八九都比较健壮，有人说是吃肉太多的缘故，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杀猪卖肉的一般都喜欢吃肉，尤其钟爱肥肉，倘若自己看见肉就恶心，想像别人亦不爱吃，肉就不会有人要，择业时自然不会选择杀猪卖肉这个行当了，寓言“罚人吃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肥肉脂肪丰富，食之易发福，这是其一；其二是大肉的销售全凭早晨，尤其夏日，早上特别忙，无时间吃饭，为了不至于太饿，先天晚上放开胃口，使劲地吃，肚子憋得鼓鼓囊囊，第二天又得早起，所以刚吃完饭，把嘴一抹便去睡觉，真所谓“吃了睡，睡了长”，与养猪是一个道理；其三，缺乏体育锻炼，不能及时转移多余的脂肪，因而长了一身肥膘肉。

　　而男的发胖的却不常见，毕竟杀猪卖肉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早上又不得吃饭，“两餐就着一顿食”，体内自然积攒不了过多的脂肪。

　　已经两瓶啤酒下肚，小王仍不见踪迹。正焦急间，三男一女径直来到我的面前，细皮嫩肉的，只看穿着打扮，就知是手不提篮，肩不挑担，吃皇粮的主儿，与我等凭借力气吃饭的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你认识我吗？”为首的一男问。

　　我仔细端详，此人四十上下，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皮肤白皙，项上一顶苏格拉底式的脑袋，无限光明。似曾相识，一时之间却又回想不起。

　　“面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如实回答，“国税还是地税的？”

我言不由衷，脸上赔着笑颜，嘴里抹着蜂蜜似的赔着小心，心底却在暗骂：“撞见鬼了，净遇倒霉事，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将这帮“吃人贼”打发滚蛋。

　　来人笑而不答，俄而反问：“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混口饭吃。”平时吹牛皮不用上税，你尽可吹嘘有几千万资产，但遇见税务征管稽查人员，不敢海阔天空五马长枪地神侃一气，不能说好，否则收你个人所得调节税，也不能说得太惨，“赔钱你还不关门？”问得你哑口无言，最终还得乖乖缴税。

　　来人又问：“你是不是大学生？”

　　心想下岗职工可能免税。听说国家有这么一项政策，税务局一直没有现场办公，自己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税务局询问。对于老百姓而言，大凡能得到实惠的好事，手续都很繁琐，目的是让你知难而退，不能白白占了国家的便宜，这基本上已形成规律。与上次受别人蛊惑，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一样，自己失业十几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下岗费，没人说我思想觉悟高，国家也没有因此而繁荣富强。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政府救济穷人的银子，本想“不领白不领，领了也白领”，于是打躬作揖，求神告庙，奔波一年多，只领取三个月，又被叫停。

　　如此做梦娶媳妇——想得甜蜜，我如实回答。

　　来人这时才表明身份，他叫燕军仓，是西安电视台专题制片人，来长安办事，曾经听人提起过我，顺道前来看看。

　　再次端详此人，脑海中没有记忆，确实未曾见过。至于刚才说“面善”,可能是自己整日踌躇街头，南来北往的宾客，接触的较多，看谁都似曾相识，若直接说“不认识”，显得生硬，似乎对人不礼貌。幸亏自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还未成为达官显贵，倘若果真遇见故人，一句“贵人多忘事”讽刺挖苦于我，岂不尴尬万分！

　　小王一个毛猴子列兵，哪能搬来团座的大驾？他狐假虎威地叫来了一位团参谋和司务长。人常言“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至于司务长，用关中农村的话讲，不过一个执事头，主管吃喝拉撒睡，芝麻粒似的官，既没有“杠”，也没有“星”，所以对于交警队之行，我基本不抱过多的希望。

　　例行公事似的，与小王他们一同前往，也许部队与公安的关系特殊也未可知，“权当撞大运吧”！

　　交警还未上班，大院里已聚集了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如我一样，带着被扣车辆的相关证照，拉着亲朋好友，托着关系，走着门路，希冀交警不看僧面看佛面，能够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刀下留人。

　　离上班还差十分钟，“违章处理”的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龙，煞是壮观。

　　“倘若何时买肉之人能够排起这‘一’字长蛇阵，发家致富奔小康指日可待。”做着黄粱美梦，脑子胡思乱想。商品社会，人人爱钱，权与钱是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有权就有钱，人们排着队，争先恐后地送来，还麻麻腻腻，受理不理的。职能部门劙人较之我劙肉，刀子镵火何止千百倍。难怪人人都想为官，无人甘愿牵马缒镫，有权便有了一切，连古代都崇尚“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放在第一位。

　　好容易等到上班，交警们却先开会。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三，一般单位政治学习居多，办不办公则另当别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久久不肯散去。

　　果然，大约下午四点半，一名交警传出话来：“车在停车场，今天不处理。”

　　凡是机动车司机都知道，交警队在北塬专门设立了违章车辆停放场，专人看护，不用担心丢失或损坏，可交警队也不学雷锋，车不是白白停放的，停放一天收费二十元。拖到过了夜，便以两天计，若是十天半月不处理，单停车费一项就得花费几百元，罚款还在其外。

　　小王、团参谋、司务长一伙忙去找熟人。但人微言轻，要么被推托“人不在”，要么被告知“按规定办理”，碰的不是软钉子，便是硬钉子。一向在当兵的面前吆五喝六的军官，碰了一鼻子灰，灰不溜秋的，煞是难堪。我忍不住想乐，可一想到自己起早贪黑，千辛万苦积攒的银子是老鼠给猫存着，很快将要落入别人的腰包，忍俊不禁的笑声却变成了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了吧，他们要钱不要命，改天再说吧。”

　　一帮人知难而退，无功而返。

　　尽管遇到了烦心事，第二天，门还得照开，生意还得照做，权当给交警们挣钱吧！事既已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得石头，你能奈他何！只有把银钱看淡，折财免灾，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中国如我这般老百姓的处世哲学。

　　约十时许，一辆红色面包车停在我肉店前不远处，奇怪的是车上的人没有立即下车，像在等待着什么。

　　“大热的天，坐在破昌河车上，既无空调设备，通风条件又不好，这帮人不是脑子有病，便是在捂蛆。”我暗自寻思着，本打算前去探个究竟，转眼一想，“如今这年头，人心不古，好人难当，有时好心反被当作驴肝肺。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一身麻烦，自找嘴揋地。”如此想着，便与妻子忙着生意，并未过分在意。

　　不知过了多久，车上的三人方才下来，在隔壁食堂吃完饭，一人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径直来到我的肉摊前。其中白白净净，长相相当帅气的小伙子，随手递给我一支“祝尔慷”牌香烟，说：
“陆老师，你好！我们是西安电视台专题部《关注》栏目组的，想对你作一个专题采访。”

　　接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将如何受制片人委派，拟拍摄一部关于在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题材的专题片的想法一一道来，希望我能配合支持。




　　一声“老师”叫得我万分尴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听人如此称呼于我，很不顺耳，更不习惯，连忙摇头摆手：

　　“不敢当，担当不起，实在惭愧！叫声‘卖肉的’蛮好，如今杀猪卖肉是行家里手，尊声‘师傅’就算高高地抬举我了。”

　　“祝尔慷”香烟两块钱一包，批发价一块七毛五，在我的周围，烟瘾大而又挣钱无门的贫下中农、下岗职工同志们都抽此等劣质香烟，该香烟因为价格便宜实惠而得名为“农民烟”、“下岗烟”，想不到堂堂电视台大导演，拿薪金、吃官饭的，居然也与我这个杀猪卖肉的同属一个档次，亏他能拿得出手，传将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此人不是烟瘾奇大，便是老婆掌管财政大权，“妻管严”严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一支劣质香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依照常理，听到这些，我一定会受宠若惊，沉默了许多年，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仿佛即将沉入海底的人，一眼看见了救命的稻草。

　　岂不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我一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腰身，早已是心如止水，不再奢求。

　　记得新千年的春天，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我的境遇，曾打来电话，要我将有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他将通过该报驻陕西记者站，直接在省上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曾为之动心，只要端上国家的饭碗，轻易不会打碎。思忖再三，一是怕同学鞭长莫及，远水难解近渴，怀疑同学的能量，现在看来，这一点是多虑了；二是担心欠债，倘落下人情债，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行将就木之人，最不堪心理重负；其三，有坐轿的，便有抬轿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我早把这一切看淡了。况且生意不错，收入凑合，生活还算安静，权衡利弊，半斤八两。“唉”的一声，也就罢了。

　　想不到几年之后，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找我，虽然初次谋面，素昧平生，然而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境遇，令我大发同病相怜之感慨，于是，相聚一家小餐馆，四瓶啤酒下肚，顿时豪气干云，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托的关系托了，不找的门路找了，反倒欠下一屁股人情债。我这辈子是无能力偿还了，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至于“擦皮鞋的工程师”依然在街头擦皮鞋，其中另有隐情，牵扯个人隐私，不便一五一十逐一道来。

　　见我始终无动于衷，电视台的同志索性坐了下来，拉开架势，准备打持久战，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从后来的深入了解中得知，那个所抽香烟与身份极不相符的小伙子叫伍伟，摄像记者，MBA,广电部磁带厂下岗职工,在电视台应聘,打工一族,写到这里,就不难解释抽“农民烟”的缘由了；女孩叫崔小羽，长得很甜，为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

　　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

　　“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

　　“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

　　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xug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边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唯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某某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某某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某某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


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江雪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喜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

　　“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




　　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自从肉店搬迁至此，与书报老头为邻接近两年，从未照顾过老头的生意，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热面孔碰着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我很奇怪，心中暗骂：“你们这帮蠢材，难道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还喊叫个鸟!”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地带。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派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比见了亲人还热情，使我心里直犯嘀咕：“瞧那德行，若放在往日，街上碰到，恐怕也要绕道行走，装作未曾看见，这时却都来凑热闹。”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BEER CAR”，意即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某某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我因为太忙，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呆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亲的姊妹俩说起媒来。真该掌嘴!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呆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自己倘到北京，身不由己，被他们请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槽头。被迫无奈，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托。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那是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并非狗，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三个月也不一定能卖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剋了一顿，据说甚至以下岗相威胁。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宏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主人公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他们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还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S××，他竟回答：
“二套‘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

　　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为老几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非常敬业，忍辱负重，锲而不舍，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设备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某，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此前彼此并不相识。《华商报》报道之初，他们来到我的小店，师兄妹相见，欣喜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小师妹聪明伶俐，清纯无比，虽然相貌平平，却才华横溢，非常善解人意。

　　他们购买几打啤酒贿赂公行，我则得到了免费的晚餐，灌得晕晕乎乎，不辨东西与南北。忘乎所以之际，与他们无话不谈，看作知己。

　　北大学子当街卖肉，是耶，非耶？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我的处境也很微妙。卖肉并非我的专长，更非我的所好，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昔者胡山从屠夫而状元，如今老陆由状元而屠夫，究竟是谁之功，谁之过？这个命题变得很微妙，很敏感，稍不留神，可能获罪一大批人，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每当遇事拿捏不准时，我总与小师妹他们一起计议，他们对内幕亦十分清楚。

　　我与他们约定，我凡事不避开他们，在大局未定的前提下，他们也不写稿子。刘喜梅巾帼不让须眉，一诺千金，真乃女中丈夫；相比之下，李某却轻诺寡信，食言而肥，表面应承，搜集资料，私下却写了一篇不太负责任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成为自己跳槽的敲门砖，弄得我非常被动。当然，事过境迁，我也无意再责怪李某。总之，树林大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鸟都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有位女编导叫曾荣，是北大校友，其人说话柔声曼气，莺莺燕燕，非常动听。她多次打电话来，约我做节目，并派记者来陕拍摄场景资料，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玩具，送我白岩松签名题词的著作《痛并快乐着》、我大学老师何九盈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好久无人如此牵挂于我，我深受感动，答应倘去央视做节目，则首选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成熟，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请他们谅解。曾荣最后说，她男朋友在中央某要害部门工作，门路宽广，如需要帮忙，可尽管找她，我表示感谢，遂成为神交。

　　遗憾的是，到2003年11月，我去北京时，另一校友王学勇已经接替了曾荣，曾荣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未能见上一面，终成憾事。

　　“面对面”栏目组来西安时已是8月下旬。此前三天，央视“讲述”栏目也曾来陕。当时，我已成为公众人物，长安区各主要宾馆、饭店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与个人不计其数，据说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何去何从，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利弊。毕竟一夜之间，猴子演变成了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做节目，不小心胡言乱语一番，传将出去无异于自取其辱，惹火烧身。所以，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对于新闻单位，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

　　“讲述”栏目曾电话联系来陕，我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然而，可能因为职业的敏感性，他们还是不期而至。

　　依照常理，人家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该有所收获。但他们提前拟定了“讲述”提纲，交我过目。我以为有些话题暂时应予以回避。编导拿捏不准，电话请示了上司，而上司态度很明朗：不能更改，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封了口子，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我亦爱莫能助。

　　拒绝了《讲述》，《面对面》又至，那天瓢泼大雨，甚是少见。女编导与两位摄像先生先至，摄像倒还平和，管你乐意不乐意，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倒是那位女导演，天朝使臣，中央来的，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甚至威胁若不配合，就怎么着怎么着，肉店还想不想开。

　　我不禁喟叹：“央视选人，可谓万里挑一，却怎么如此良莠不齐，老陆若是趋炎附势之人，局长早都当了，还用得着开肉店?”

　　当时在金长城酒店吃饭，我牛脾气上来，拍案而起，扬长而去。不料通讯录却落在了酒店，回头去取时，巧遇王志先生。

　　这几年，我一直居无定所，没有闭路电视。偶尔一次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看了王志与牛群的“面对面”，具体内容已然模糊不清了，但王志先生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书里讲，薄唇口阔之人才能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难怪著名歌唱家多是大嘴族呢。如果让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扶汉老先生预测，王志先生必不能进中央电视台，至少不能当节目主持人。但王志先生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凭着一副歪嘴厚唇，硬把一代相声大师逼到了旮旯里，遂对王志先生顿生敬意。
人有见面之情分，王志先生在场，我再推托便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便有了与王志先生的“面对面”。

xug

社会的历史，人的历史，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厚重。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单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闭，为生计所迫，一直在社会上闯荡，一眨眼间，十几年光景，就这样翻过去了。这些年来，尽管我混生活的县城韦曲，距离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只不过咫尺之遥，坐上中巴，或骑上摩托，三四十分钟车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头垢面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平时很少回家。可怜家中老父，


枯坐家中，常盼儿归，到头来，却辜负了生儿、育儿、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

　　我开店之初，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如同雪地里不能埋人一样，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走夜路，必有撞见鬼的那一天。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

　　“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的没法子，杀猪卖肉了！”

　　此话终于传进老父的耳朵里，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吸烟，说不尽的凄惶。

　　世间许多事，在旁观者眼里，充满了曲折离奇，绮丽无比，倘若写书或讲故事，自有引人入胜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尝尝个中滋味，其酸楚与艰辛，不足以与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半坡半塬的村子里。旧时祖上有几亩薄田，农忙时节雇佣帮工，带有“剥削”性质，“社教”时被划成上中农成分，属于帮助、教育、团结的对象，根不红苗不正，与贫下中农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第二生产队人均一亩田，沟沟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全村十个生产队中是最穷的一个。

　　通常，童年的记忆是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而童年留给我的却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与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陆”只是小姓，区区十多户人家。听老人讲，因闹兵荒，三代前从城北迁徙，逃难到这个背风向阳的小寨，拖儿带女的，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那时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芜，开几亩坡地，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几辈都打牛的后半截子，祖宗缺少识文断字、耍笔杆子的，自然也没有族谱记载。从我记事起，只知道祖父辈为“恒”，父辈为“福”，我辈则从“步”，到了下辈，崇尚单字，便乱了方寸，再无“字辈”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跃进年代的“食堂化”撂了摊子，人们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嘴角还残留着草根、树皮、观音土的苦涩味儿，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食人间烟火。

　　我为老二，前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此后八年，父母再无动静，我便是家里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们的偏吃另待，并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别人的妈妈使劲地“捞”小孩，幼小孤独的我，热切盼望母亲的身子快点“笨”起来，也给我捞个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临。农村的习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间从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负照看两个弟弟的重责，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爷爷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挣工分，姐姐上学未归，奶奶生火做饭，我抱着小弟，坐在门墩上卖眼儿，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几时，二弟趁奶奶不注意，从灶膛里引来火种，在院中玩火取乐。童心未泯的我看着稀奇，不觉之间也凑上前去，与二弟疯玩在一起，怀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乐。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浑然不知。待奶奶听到小弟凄厉的哭声，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赶出来时，小弟的肩头已经浓烟弥漫了。急忙脱衣、灭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父母归来，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打。

　　说来奇怪，同样的地，公社化时，人们思想觉悟高，干劲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人争气，可地却偏偏不争气，就是不打粮食。那时候粮食紧，早晨苞谷糁子就浆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条，晚上没饭，一天不见干粮的面，两顿权当三餐。时常前心贴住后背，肠胃造反作酸，偶尔打熬不过，清水炖些萝卜，撒上一把咸盐，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饭，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胳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不是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艰难，终于挺过来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那时，农村没有学前班，更谈不上幼儿园，农村娃读书晚，上学那年，我已经九岁。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了照看弟弟的责任，万万料不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悄无声息的，事前没有一丁点儿征兆。

　　农村人命苦，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力气活，连女人也不例外。在关中农村，过了腊


月二十，家家户户都要“扫房”。将屋子里的家什搬空，扫除灰尘，端来洗衣盆，泡些许“白土”，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土墙彻底地浸墁一遍，再贴一幅年画，便有了过年的气息。

　　1974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晨，母亲正要出工，隔壁会贤婶子来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亲身体好，有力气，与会贤婶子在窑洞里面挖，另外两人负责运出洞外，结果窑洞塌了，挖的两人被深埋在洞里，运输的两人也身负重伤，待高声呼救，喊来乡亲,将两人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早已气绝而亡。

　　依照关中农村的习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横死鬼是不能进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则于家人不吉利。可怜的母亲，辛劳一生，临死只能在门前简单地搭一顶破烂帐篷停放尸首。数九寒天，北风怒号，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风中哀鸣、游荡。

　　其时，父亲刚刚与人结帮搭伙，偷偷地钻进终南山掮木头。家中出了这等大事，急忙派人进山找寻。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寻觅，何异于大海捞针。而在当时，这却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进山卖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过当地的高音喇叭寻人。好在自古进山一条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父亲，又不敢将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亲：爷爷病危，让赶快回家，见上最后的一面。

　　待父亲火烧火燎地赶回家中，已经是繁星满天。看见门前的两顶帐篷，父亲一下子傻眼了，顷刻之间，委顿于地，失去了知觉。据父亲后来讲，当时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进山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家里贮水。长安东部塬区水位低，井深达十余丈，绞水时须用辘轳，下双索，一人绞，一人撴。父亲以为母亲与姐姐一起去绞水，姐姐失足，母亲去拉，一同坠入井底，溺水而亡。

　　顾不了死人，顾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亲，眼瞅着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心里实在没谱，一夜之间，父亲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连几天，总是圪蹴在一个地方，咂吧着旱烟袋，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叹息。

　　经历了这场变故，父亲心力交瘁，变得神神道道，喜怒无常。也曾想过续弦，无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负担沉重，曾介绍过几个，看过家中的经济状况，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罢。我们姐弟几个，对父亲似老鼠遇见了猫，且惧且怕，看见了父亲，都远远地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这对我后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依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母亲离世后，我们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应俱全，可谓睡觉时候全是腿，吃饭时间都是嘴，干活当口缺人手。父亲单枪匹马，轻易不敢缺一个劳动日，脏活重活抢着干，就图挣个大工分，但一个人总抵不上两个人，一双手难捂四张嘴。到了年底结算，工分少得可怜，粮自然分得很少，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烂账。记得最惨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粮是每人51斤，除掉麸皮，面粉大致不足40斤，这可是一年全部的粮食啊！40斤面粉能释放出多少千卡的热量！年轻人也许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鸡、鸭、鱼、肉吃腻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们的肠胃异常空虚，食量也出奇地大，一个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两三斤粮食，还只是吃个蔫饱肚子饥。

　　蝼蚁尚且贪生，人总得活着，悲伤总要过去。几天之后，摆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计问题：母亲的离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一切都得重新筹划。爷爷年轻时出了大力，刚过五十就浑身是病，力气活一点都不能干，作为农民，除了力气活还能干什么？二弟不足两岁，吃羊奶，爷爷放羊；小弟刚刚八个月，正是吃奶的年龄，断了奶，只能喝炼乳。炼乳，这个早已消失的词汇，对于许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奶粉，不过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块七毛钱。其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日还不足一毛钱，一块七毛钱，就是将近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何其大的一笔开销！炼乳加水，再配以稀饭，勉强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龄稍大点，放了学，挖野菜，打猪草，掐草帽辫，以补贴家用；家务重担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整天颠着一双小脚，扑前跑后，忙东忙西；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则在生产队没黑没明地苦挣工分，偷空儿和村里其他一些穷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卖苦力，挣点小钱，称盐打醋，青黄不接时，买点苞谷勉强糊口。

　　我家院落里有两棵大杏树，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产。每到麦熟季节，黄灿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引得许多大肚子婆娘驻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舍不得的，拿去卖又是明令禁止的。父亲便令我采摘下来，挎上竹篮，一分钱一个，穿村走巷地叫卖。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大


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体动员，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人常言：“一个婴儿十亩田”，何况两个年龄尚幼的弟弟，家里实在无法抚养。母亲死后，曾经商议将小弟过继与人，农村宝贝男孩，能干力气活，顶门立户，消息传出去，便有多家来看孩子，其中亦不乏城里的人家。可二姑知道了，急急地赶来，死活不依。于是，二姑将小弟接到了她家，做起了小弟的亲娘。

　　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

　　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啪”的一巴掌上去，揉揉眼睛，都醒了。戴上帽子，包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一人一根绳子，权当车襻拽车。开始很冷，不一会儿便暖和了，上坡时，屁股撅得老高，头几乎贴着地面，吃奶的劲都要使上。上完坡，满头大汗，卸掉帽子，热气腾腾的，仿佛刚从蒸笼中跑出一般。

　　第一趟回来,天还未透亮,奶奶便将红薯蒸好了。这么香甜的红薯，过日子的人，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得留着换苞谷。吃完香喷喷的热红薯，才胡乱地抹把脸，背着书包，飞也似的去上学。跑出老远，才听见奶奶在后边喊：“跑慢些，小心绊倒！”

　　小学时，一位同学叫利民，其父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背后人称“架子客”，和我现在的职业差不多，也是杀猪卖肉的。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公家人，当官差、吃官饭的，隔三差五还要到各村各户去验猪、收猪，根据膘的厚薄，把肥猪划分为一至五等，各等级价格不一。哪家喂了肥猪，备下上好的茶叶，买来“宝成”牌香烟，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财神似的捋顺得停停当当。

“他叔，来了，快请屋里坐。”听到招呼，“架子客”一脚跨进门来，全家人笑逐颜开，递烟倒茶，一时忙得不亦乐乎，比见了亲爹还热乎。末了，“架子客”跳进猪圈，这个捏捏，那个摸摸，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划拉几下，“二等！”一家人便喜形于色，若验得三等、四等，主人便蔫了，顷刻耷拉下脸，怪这个怨那个，将刚才的热情抛到九霄云外。




　　那时候提倡养猪，猪也分“口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肉却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苏联变修了，故意刁难我们，给苏修还了账；还有人说发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大肉很紧缺，得凭票供应。大油、下水、骨头、猪血都成了紧俏物资，被有头有脸的人抢购一空，甚至连猪毛也被“学农学工”的学生做成了刷子。因为这个原因，利民在学校很有面子，老师们时不时地会从他那儿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接点猪血蒸着吃，弄点骨头炖汤喝。

　　当然，这点光我也能沾上。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一俊遮千丑，同学们都乐意与我套近乎。可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吃肉的福分？然而农村人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逢年过节，拿着供应的肉票，拉上利民，食品站的“架子客”们将刀子一偏，就能买到较肥的肉。那年月，食粮紧，没有人担心长胖，也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怪病，自然而然，大肉就愈肥愈好了。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次的缴猪了。

　　拿到“架子客”的验猪票，我们起个大早，把肥猪喂了又喂，装上架子车，然后，带上奶奶精心准备的干粮，父亲驾辕，我拽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一路上步履轻盈，箭步如飞，心想，赶个早场，早早地缴完猪，街上再逛逛。遇到父亲高兴，偶尔还会“吼”几句光棍乱弹。待到了镇食品站，前面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人们凌晨便开始排队了。没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缴完猪，结了账，日已偏西，饥肠辘辘了。于是，豁出去了，父子俩往食堂里一坐，也充当一回大爷的角色，美美地吃了一碗红肉煮馍，直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冒汗。

　　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为了批判的需要，学校请人作报告，讲述《水浒》故事梗概。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完全征服，听完一遍不过瘾，于是产生了通读《水浒》的强烈欲望。

　　瞌睡时便来了枕头，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搜寻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全传》，自己又看不明白，在同学之中炫耀。我便借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两遍。自此，我开始迷上小说，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以后报考北大中文系，大抵与喜读小说不无关系。

　　农村人养牛，无形中受到牛的熏陶，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牛劲，喜钻牛角尖。门中本家伯叫陆福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民国时当过伪保长，家中有不少珍贵藏品，可一场“破四旧”运动化作了灰烬，“社教”中又被订下大成分，从此家人不再读书，不再为官。我的祖先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久不与文字打交道，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记得银票上的几个字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忘光了。家中唯一的藏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了，我翻过几页，看不大懂，就提不起兴趣。然读小说上了瘾，又无钱购买，往往十里八村地赶着去借，一本难得的小说，读了一遍读二遍，读了二遍读三遍，直至烂熟于心。

　　父亲常告诫我，不要看闲书。我说是课本，正经书，反正他又不认识。

　　农村的冬天很冷，又经常停电。为了御寒，我们用废弃的搪瓷缸，缸底打上小圆眼，自制成小火炉，以玉米芯、小树枝作燃料，上学时候带着烤手。借一本小说不容易，有时天黑了，又不能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自拔出来，就借着小火炉微弱的亮光孜孜夜读。当时还意识不到对视力的伤害，蓦然发觉，为时已晚，为后来“眼镜肉店”的招牌埋下了伏笔。

　　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把学生分成学工、学农、饲养三个兴趣小组。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谓学工，无非是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学校破败的门窗、桌凳；学农，出身农村，父母本身就是农民，时常帮大人干活，镢头、铁锨、架子车都很熟悉，绝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麦苗当作韭菜，胡乱发一番感慨；我喜欢小动物，学校买回一些小兔子，唇红，毛白，腿短，跑起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可爱。待兔子长大了，食量大增，青草、树叶、秸秆什么都吃，而且繁殖特别快。到了冬天，缺少饲料，连树皮都要被它啃光了。学校便发动学生到麦田里挖野菜、拔野草、甚至撅麦青，许多学生双手都因此冻肿冻烂了。

　　学校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很大，生育力也特别强，两年下五窝猪崽，每次都是十多个。

　　老母猪跑圈子时，老师便叫上两位同学，每人手持一根小树枝，吆上老母猪，老师在后面背抄手跟着，到几公里之外的公社配种站配种。配种的过程老师是不让同学们看的，用老师的话说“不雅观”。但学生们偷偷地看，回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大家津津乐道。猪公见到猪母，摇着尾巴，哼哼着先在头上、脖子上磨蹭，叫“耳鬓厮磨”，然后转到背后，嗅着，拱着，待母猪动了情，屁股自动撅过来，尾巴高高地翘起，猪公不再柔情，前蹄腾空而起，搭在猪母背上，使劲地晃了晃，片刻便没了精神。同学们最初的性教育就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

老母猪口粗，平时吃青草，苞谷秆等粗饲料。待到下崽时，为保证猪崽有充裕的乳汁，老母猪就可以改善改善伙食了。

　　发现老母猪不吃食，嘴里噙着柴火，满学校到处乱窜，急忙去叫老师，老师噙着旱烟袋，趿拉着破拖鞋，四平八稳地来了，瞅上一眼“早着呢！”又回家睡觉去了。




　　待老母猪哼哼着卧下，使劲，再去叫老师，老师已顾不得许多，衣衫不整地急急跑来，母猪已顺利产下两个。于是老师指挥我们将手指伸进猪崽嘴里，把黏膜掏出，再用干净的抹布将身上拭净，然后放到母猪肚下喂奶……一个时辰之后，已有十七个猪崽落地。母猪歇息片刻，又开始使劲，不一会儿便下来一堆黑糊糊黏稠稠的东西，恶心而吓人。我们没见过，很怕，不敢用手去动。老师便解释：“那是泌包，也叫胎盘，不会咬人的！”

　　我们仍战战兢兢，缩手缩脚，老师不耐烦了，亲自动手，把剪刀放在炉火上烤了烤，剪断了泌包。不一会，大家没在意，老母猪竟将泌包给偷吃了。

　　老师“唉唉”了几声，虽未言语，但从其表情上明显看出，老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胎盘可以入药，治疗不孕不育症，是大补品，老师可能想要，我们一时不慎却喂了老母猪。

　　猪崽“一”字儿排开，挤在母猪怀里吃奶。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猪崽嗷嗷直叫，却怎么也找不着奶头。原来，母猪只有十六个奶头，而一窝却下了十七个猪崽。

　　接完生，老师安排我们给猪煮食，用的是老师灶房的锅灶，熬小米粥。因小米产量低，伤工费时，现在的关中农村已经很少种了，人也很难喝到。

　　我们用心淘过米，倒进锅里，先用大火，待锅烧开，再改用文火慢慢地炖，不一会，便香气扑鼻。我们肚子“咕咕”直叫，终于禁不住诱惑，也顾不了许多，趁老师不在，借用老师们的碗筷，一人舀了一大碗，稀溜溜地喝下，那滋味，胜过世间任何美味佳肴。

　　“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队为支持学校开门办学，专门给学校开辟了几亩试验田，用于培育小麦良种。第一年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每位老师均分得百余斤小麦。后来收成每况愈下，最后居然长成了“苍蝇头”。学校终于失去了耐心，干脆不种了，局内损失局外补，就发动学生拾麦穗，每个学生夏忙之后必须交纳10斤小麦。这个办法好，不用操心费神，且收入稳定，老师们尝到了甜头，遂形成惯例，延续至今。

　　回头来想，当年学校引进优良品种，为确保优势，秘而不宣，与左邻右舍之劣等品种混种，互授花粉，逐渐失去了优势，可惜当初无人想通其中的道理。推而广之,生物之习性、规律亦适合其他领域，包括科技。

　　我虽对“学农”无太大的兴趣，却喜欢果树嫁接。

　　将软枣核埋在院落里，待长成拇指粗的小树时，立春前后，将它齐腰锯断，正中开杈，采两枝柿树的枝条，分插其中，以麻绑紧，再用泥巴厚厚地密封，浇上水，变戏法似的，不久便有嫩嫩的绿芽冒出。还有一法，名字不雅，叫“热粘皮”，选择软枣树将出树芽的地方，刻个小块儿，再于柿子树上取下同样一块树皮，快快地贴于软枣树上，用牛皮纸包严，出芽的地方留个小孔，然后用麻扎紧，泥巴薄薄地糊上，便等出芽了。嫁接得多了，渐渐地摸索出了规律：凡成熟期相若的果树，都可以互相嫁接，如苹果与梨、杏儿与李子，动物也一样，凡孕育期相同的动物，都可以杂交，如马与驴、家猪与野猪等等，由此看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搞的那一套，也算不得什么新鲜玩意儿。

　　现在，在我的农村老家，院中有五棵柿树，碗口般粗了，果实很繁密，都是我儿时的杰作。

　　极“左”路线时期，时兴的提法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副业是不许搞的，但搞草编——掐草帽辫儿却是例外。把掐好的草帽辫儿交到大队合作社，根据粗细、手工质量的不同，每辫儿可卖一毛六到两毛五，用以称盐打醋。

　　每到麦子上场，家家户户都准备好剪刀、小铡刀等工具。碾场时家家出动壮劳力，将麦个子抢来，麦穗儿齐刷刷地剪掉，再把第一节秸秆铡下，便是掐帽辫儿的原材料——麦秆儿了。麦秆儿愈细愈好，我们第二生产队土地贫瘠，庄稼不好，麦秆长得很细，却是掐帽辫儿的上好材料。

　　储备够一年的麦秆儿，学校就该放暑假了，也到了农闲季节。晚上，凉风习习，婆娘、女子、大男人，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趁着月色，或唠家常，或讲古今，或哼酸曲，或吼秦腔，嘴不停，手亦不停。不知不觉，夜深了，一把帽辫儿也就掐成了。

　　那时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附近哪个村庄放映电影了。赶场子似的，挎着帽辫儿，十里八村赶着去看。尽管开始总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新闻简报”：毛主席会见柬埔寨贵宾，周总理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等等,然后是一些老掉牙的黑白战斗片，但对于文化生活干枯的农村人来说，百看不厌，好在能够眼看电影，手掐帽辫儿，两不耽误。

　　我二姑有个堂侄，叫常恩娃，烟酒不沾，克勤克俭，勤快得出了名，人称“假婆娘”。他擅长掐帽辫儿，既快又好。兴修农田水利时住在我家，白天上水库挣工分，拿补贴，晚上掐帽辫儿搞副业，每天一辫，从未间断。三五年下来，竟用卖帽辫的钱娶回了一房媳妇，假婆娘引来了真婆娘，一时传为佳话

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1974年公社革委会决定在我们高寨村修建蓄水库。为了加强领导，公社设水利建设总指挥部，生产队则设一正两副三名生产队长，队长管全盘，两个副队长分抓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库，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既然是场群众运动，学校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设一名专职副校长，带领各班劳动委员，专门负责义务劳动。为了加快工期，全民动手，全体动员，男女老幼，全力以赴，肩扛背驮


。考虑到小学生年幼，不堪连续的重体力劳动，学校把高低年级岔开，分成两拨，一、三、五；二、四、六，轮流上水库，礼拜天全体休息。

　　水库一修就是五年，那时我们思想觉悟高，革命干劲大，班级之间，学校之间展开劳动竞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轻伤不下火线”。几年下来，在稚嫩的双手上都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老师说，这是贫下中农的本色，我们引以为荣。电影《决裂》中不是凭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就能上大学吗？！

　　水库终于修成了。放水那天，我们编排了文艺节目，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人们望着奔涌的水流注入水库，以为从此可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难捺内心之激动，山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不料第二年即大旱，太阳晒，库底渗，还没有来得及浇灌农田，水库便见了底。原来水库没有自然水源，依靠大峪、许家沟水库雨季时泄洪。干旱时，其他水库水源亦很紧张，哪里顾得了你，自然便干涸了。

　　劳民伤财，白白占用了几百亩耕地，村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儿好处，反而饱受其苦。二十多年来，每到夏日，家家都得看好自家的孩子。但防不胜防，每隔一两年，总有几个小孩戏水时葬身其中。

　　不过说水库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不客观，在缺水的东部塬区，妇女们洗洗涮涮倒是方便了许多，再也不必大包小包，辗转几华里到邻村的河里洗衣服了。但改革开放后，水库被人承包养了鱼，村民们连这点权利也被剥夺了。

xug

不知不觉中，我结束了孩提时代，升入初中。当时极“左”思潮已被纠正，高考制度业已恢复，学校开始重视教育质量，县里的中学纷纷举办各种特长班、重点班、实验班。

　　小学毕业，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鸣犊中学重点实验班。学校距我家十五华里，道路崎岖不平，要涉过两条河，翻过一架塬，走读已不现实，必须食宿在校。当初，学校条件艰苦，学生宿舍是三间教室临时改成的瓦房，夏天，蚊虫叮咬；冬季，阴冷潮湿。同学们打


通铺，全班三十八个男生一个紧挨着一个挤在一起，晚上睡觉前，为了避免长虫吃过交界，侵占地盘，舍长总要拿尺子丈量地方，否则难以睡下。俗话说“人数过百，形形色色”。打呼噜、磨牙、放屁、说胡话、尿床，司空见惯，房间里总充斥着一种怪怪的难闻气味。有的同学不习惯，便上访到学校。

　　“上学又不是做官，条件要那么好干吗？”校领导回答。

　　“可也不是蹲大狱。”学生们不服，但又不敢当面顶撞领导，只能背过身去，私下里嘟囔。

　　学校办有学生灶，同学们自带粮食，交到灶上，加点人民币，兑换成饭票，开饭时排队购买，有时去晚了则没饭。所以，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个个如打仗一般，夹着碗筷，飞也似的往灶上跑。一位同学在作文中写道：“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语文老师称赞形容得恰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灶上每周安排一位老师值周，维持买饭秩序。教导主任杨德林老师称之为“君子谋道，小人谋食”。

　　“小人就小人，总比死人强。”同学们嘴上不说，心里不服。

　　杨老师很有心计，一次县上召开运动会，杨老师慧眼识英才，竟在争先恐后的买饭过程中相中了一名运动员。该运动员不负众望，一次囊括一百米、二百米、一千五百米三项冠军，为学校争得荣誉。

　　早餐玉米糊糊，午饭糊汤面，晚上供应开水，吃自带干粮。这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中学生来讲，根本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路近的同学每周回家取两次馍，条件好的家长会送来，像我这样路途遥远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冬天还好办，但其他季节，担心干粮发霉变质，每次都要焙干，晒干，拿到学校泡着稀饭或开水充饥。

　　1979年秋，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之老天凑趣，风调雨顺，秋庄稼收成不错。但由于当年夏收时，仍然是大锅饭，夏粮歉收。干粮也是一半麦面，一半苞谷面掺和着。有则笑话，说旱塬上的一户人家，几年未见米粒，一天晚上，一家人商议着想喝大米粥。恰遇停电，黑灯瞎火的，锅开了，下了几粒米，熬了半天，舀饭时却发现煮的是清水，大米下到了锅台上。这虽不是真实故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米、白面的紧缺。

　　我的两个弟弟总是翘首盼周末，因为平时家里没馍，只有等到周日，他们才能跟着沾沾光，混顿馍吃。而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馒头，大概是那三年初中时，霉变馒头吃得太多，倒了胃口的缘故吧。

　　同村和我一起考上重点中学的还有两位同学，一名叫郭娃利，初中毕业上了航空学校，是初中中专，现在西安飞机城某研究院任职；另一名叫李成仁，没能成功，早已成仁。其兄李有成是我们高寨村最早的一名大学生，属于老三届，考取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当初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蓝田县境内的向阳公司，在子弟中学任教，其父逢人便夸儿子又给他汇了多少钱，带回多少东西，村民们很羡慕，尊其为“老爷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有成被单位除了名，其间开过一家餐馆，让其弟弟前去帮忙。李成仁在办理健康证时查出身体有病，不久便去世了。此后，李有成也不知踪迹，有人说发了大财，开着一家公司；也有人说混得很背，在给别人打工。反正这些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老爷子”离世时，也未回家尽孝。我想，倘真成了气候，早都该回来重修祖坟，再建祖庙了。连黄帝陵都每年祭奠，给自己的祖先磕几个头、烧几炷香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比我稍长，我们村还出了一位大学生，叫方稳田，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分配至安徽蚌埠市某部队后勤部。工作几年，成绩斐然，提为团职。终因割舍不下家乡父母的牵挂，转业回到了家乡，在某县石油公司工作。因不安于现状，创办高科技炼油厂，后企业破产，多年积蓄化为乌有，而且债台高筑，现在赋闲在单位，也混得灰头灰脸。

　　与此相反，倒有几位中专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回乡后一直在单位，安安分分，稳扎稳打，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

　　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珍芳老师，得悉我等的际遇后，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过去老师眼里的一些尖子生，相继进入大学深造，最后竟都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而看似不怎样的学生，有的顶替了父母，接了班，有的参了军，后来却成为单位的骨干。捯来捯去，连老师也搞不清以后该如何教育、培养学生了。”

　　无独有偶，有一则外国幽默，校长告诫新来的老师：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优秀，你要善待他，他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对社会可能有所贡献；如果一位学生学业良好，你也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返校当老师，成为你的同事；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一般，你更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赚大钱，会给学校捐一笔款子；如果一位学生学业很差，而且经常考试作弊，你最要善待他，因为他将来很有可能竞选总统或议员，成为国人景仰的领袖。

看来，王老师的疑虑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珍芳老师，曾经给了我慈母一般的爱。由于个人爱好，我喜读课外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损坏了眼睛，我年幼无知，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意识到视力问题，那时也少有近视一说。读初中时，我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学习成绩下滑。王老师觉得很蹊跷，几次找我谈心。我感觉自己学习不如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求，如此反复多次，老师最终弄清了原委，


立即将我的座位调到了前排。我也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学习迎头赶上，老师亦倍感欣慰。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多劳力少，学校离家又远，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老师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我，每逢周末，便主动将自行车借给我，方便我回家与返校。

　　大学时，我常给老师写信，谈理想，谈抱负。王老师也常回信勉励我，告诫我。但是，在毕业后的这十几年里，自己蓬头垢面，窝窝囊囊，活得不像人样，无颜再与老师联系。其实我知道，恩师就在西安市二十六中，她对我期望太高，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81年初中毕业，按照我的中考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级重点高中。但由于家境贫寒，我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引镇中学，就是现在的长安六中。在这里，我走读上学，一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吃住在家也省却了不少的费用。

　　引镇中学培育了我，但实话实说，我对学校印象不佳。

　　我参加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不是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而是一位老师的追悼会。大会是由一位据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造反派头目主持：

　　“第一项，全体起立，默哀五分钟，奏哀乐！”

　　话音刚落，本来悲悲戚戚的气氛忽然变成哄堂大笑，校长叫“乐”，大家岂敢不乐！原来主持人竟将“音乐”之“乐”读成了“快乐”之“乐”。

　　“就这水平，还当校长？！”大家背后议论纷纷。

　　引镇比邻蓝田、柞水县，是长安东部塬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农历三、六、九逢集，商贾云集。引镇中学始建于1953年，是长安县设立最早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历史上也曾人才辈出。高考制度恢复后，部分优秀教师纷纷告别穷乡僻壤，举家迁往大都市，享受城市生活去了。到我们入学时，教育质量已日见衰微，今不如昔了。

　　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街痞随便出入校园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当。学生为了免遭骚扰、欺压、勒索，往往拉帮结派，寻找靠山，这就更助长了一些街痞无赖的嚣张气焰。

　　有这样的大环境，校园内的小环境也如出一辙。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离家近的欺压离家远的，宛如旧时的上海滩，形成种种帮派势力，打架斗殴严重。记得有一次，两位高年级同学李某与赵某，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展开决战，在校园内大打出手，老师们管不了，躲得远远的，却引得不少学生围观瞧热闹。

　　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败，战至半酣，赵某随手操起半截砖头砸向李某，说时迟，那时快，李某闪身躲过，砖头砸在教室门上，反弹过来，落到一位围观同学的头上，该同学手捂伤口，顿时血流如注。赵某稍一愣神，李某抓住战机，一个健步冲上，按住赵某后背，使出浑身力气，猛击一拳，赵某当场吐血。李某一拳定乾坤，从此确立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前呼后拥，好不气派。

　　引镇街道分东、西、南三个堡子和北街，共四个行政村，开放搞活之初，禁锢已久的乡民如初出牢笼之鸟，有事无事总爱在集上闲逛瞎转悠，集市贸易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引镇街道在东部塬区率先富了起来，村民们手里有了便当钱，便大兴土木，而引镇中学的学生，为了在校外寻找靠山，自然而然地成为免费的小工。

　　校风的根本好转缘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两位同学课间嬉戏，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互不吃亏，不久恼了，一位同学出手偏重，打在对方的小腹上。挨打者顿时手抱腹部，萎缩于地，虚汗不止。旁观者急送镇卫生院，结果内脏出血，不治而亡。公捕公判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尽管打人者属于过失伤人，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人者难逃法律的制裁，师生们则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中学外语教师短缺，开设英语课程较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老师拼命赶进度，同学们如听天书，有的同学跟不上，干脆自动放弃了，杨余利便是其中之一。

　　杨余利的父亲是个小木匠，有手艺，家境好。杨余利上学时，手表、自行车一应俱全，家庭条件优越，把读书升学当作谝闲传，据说家里还给他订了媳妇。语文老师常常教诲我们，长大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家”，不要做什么什么“匠”，我们便看他，扮鬼脸，吹口哨，他便脸红，大家哈哈大笑。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他老跟我争抢，偏要听秦腔、流行歌曲。他学了三年英语，识不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单词仅会写一个“English”，还读成“外国里氏”。

进入高三，学校分文理科，我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老师、同学们纷纷质疑：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何必报考文科。”

　　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头脑不够用，数理化学不懂才会选择文科。他们哪里知道，我自幼饱览群书，博闻强识，倘不学文，这些资源岂不白白浪费！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学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败笔，除外语类之外，文科多属软科学，与政治结合太过密切，倘若头脑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又无叔伯阿姨提携，绝无前途可言。如果学理工科，以我的成绩和天赋，必考清华，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即使时运不济，分配到柴油机配件厂，也会如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所说的那样，用所学知识改进、改造柴油配件设备，或许能使工厂起死回生，为地方经济做点贡献，断无学非所用、沦落街头杀猪卖肉为生的道理。

　　抛开这一切不说，单从应试的角度讲，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弃理从文未必就吃亏，因为语文、数学、外语是文、理科都必须考的科目，而铁了心学文的学生往往数学成绩不好，这恰是我等的优势。

　　选择了文科之后，我重点突破英语、历史、地理。因为对我而言，语文、数学即使不复习，单凭以往的基础，考试时也不至于拖了后腿。至于政治，与时事结合太紧，死记硬背的玩意儿，临阵磨枪，不亮也光，背得早了，到时候反倒又忘了，或者又过时了，跟不紧形势，白忙活一场。

　　如此调整了思路，上课便不再用心。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讲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乱溅，我却在座位上心猿意马，昏昏沉沉，打起了瞌睡，被老师发觉，罚站到后排。我不服气，赌气似的取出一本英语书，叽里咕噜读了起来，又被老师请到了教室外面。我故意作弄老师，未加理会，扭头就走。老师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砖头，在后面追赶。我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老师硬胳膊硬腿，哪里追得上？在学校兜了几个大圈子，老师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我自逍遥法外，嬉皮笑脸，气得老师破口大骂：

　　“日后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把驴骑到俺家门前，撅俺的先人！”

　　后来我考上北大，得饶人处且饶人，并未睚眦必报，如老师所说，骑上驴堵住门去骂他的先人。老师也似乎很健忘，将那件事忘却了，始终没能想起班里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位调皮捣蛋、经常旷课的学生。

　　1984年高中毕业，我以全校第一、遥遥领先其他同学的成绩超过了大专录取分数线，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分数相对较低。我权衡再三，认为自己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个别老师、同学的怂恿下，最终自动放弃上西安师专的机会，选择了复读。

　　分田到户后，粮食日见宽裕，再也不必为吃饭发熬煎了。这时父亲也开始做一点“投机倒把”的买卖，农闲时分，买来牛、马、驴、骡等牲畜，精心喂养一段时间，上膘后，农忙时节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猪是不屑再喂了，没有利润，还劳累人，但有时却贩。1980年前后，关中地区猪价大跌，猪仔三元一只，少人问津。价值规律之下，河南猪贩子蜂拥而至，专门收购老母猪，据说老母猪皮粗肉厚，骨头硬，寿命长，可以几天不吃不喝，长途贩运死不了。父亲曾与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位小学教师搭帮，专做老母猪生意。每次小学教师前来，与我住同一间屋子，他鼾声雷动，脚气熏天，但我们一家还得委曲求全，奉财神似的尊为上宾，好酒好菜好茶饭地悉心招待。

　　那时，祖母还健在，整日拖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照顾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

　　奶奶是1986年春天，即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过世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总是屋里屋外，扑前奔后，忙里忙外的。听父亲讲，爷爷年轻时是个江湖派，狐朋狗友结交了一大帮，挥金如土，嗜赌成性，三天、五天见不了踪影，常把奶奶一个人撇在家里，奶奶孤独，学会了吸旱烟。后来，爷爷把祖上积攒的基业如一个鸡毛毽子，放到脚尖，“嘣噔”一声踢踏得一干二净。“树倒猢狲散”，没钱了，酒肉朋友也不勾引了，爷爷金盆洗手，奶奶也染上了烟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亏得爷爷赌运不佳，否则“社教”时我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爷爷失却江山有功，五十多岁就抱病在床，做起了老人，而奶奶却因咳得厉害，扔掉了旱烟袋。1985年底，我放寒假回家，奶奶已卧病在床，几天水米未进了。看过赤脚医生，没穿鞋的大夫说没什么大病，偶感风寒而已，吃他几服中西医结合的药就会好的。但我知道，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风烛残年，如不停运转的机器，零部件已经磨损得不成了样子，说是没病，其实已浑身是病。

　　想到奶奶辛劳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病成了木乃伊的模样，将不久于人世，我心头一酸，不停地抹眼泪。奶奶却宽慰：

　　“俺娃甭难受，你上了大学，我走就放心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会跟你爷、你妈说你出息了，叫他们也放心。”

　　我号啕大哭，亲戚邻里都跟着流泪，大团圆的日子顷刻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哭罢，我自己下厨，给奶奶炖好鸡蛋羹，喂奶奶慢慢地喝下。以后几天，我哪儿也不去，整日守在奶奶的炕前，精心侍奉，希望在奶奶弥留之际，跟奶奶多呆一会儿，尽点孝心。奶奶心中高兴，竟能挣扎着吃点东西，一天一天也好了起来。

　　过完小年，到了返校的日子，奶奶奇迹般能下炕走动了，说她命长，死不了，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我便放心地返回了学校，没想到，这一走，与奶奶竟成永诀。听父亲后来讲，我刚走，奶奶又睡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回光返照时，叮嘱父亲，千万不要给我发电报，娃学本事重要，耽误了学业，她死不瞑目。

　　父亲终于没有把奶奶的死讯告诉我，还让二弟给我写信报平安呢！可怜的奶奶，临死都未能见她最疼爱的大孙子最后一面，而我，作为长孙，许多年来，也因未能送亲爱的奶奶最后一程而懊悔不已。

　　1981年秋，关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连阴雨。这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一下就是五十多天。好久见不着阳光，到处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仿佛连人都快下霉了。

　　老屋历经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破败不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每一次小修之后，父亲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无论怎样，天晴后，都应该好好修缮一下了！”

　　但阴雨过后，我们依旧住在风雨飘摇的老屋，父亲也不再提及当初重复过多次的话。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经过几十个春秋的风吹日晒，柱子、檩、椽都已腐朽，简单的修缮已经不可能，必须推倒重盖，我们的钱不够。

　　到了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1984年，古谚云：“不兴甲兵闹灾荒”，家家户户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老屋却再也支撑不住，倒塌了，一家人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

　　尽管有甲子年不宜立木的讲究，但事已至此，也顾不了许多，一家人总不能住在瞭天地里。

　　帮我家盖房子的是我的当民叔。

　　当民叔是地主的后代，父亲的朋友，和我家隔路相望。阶级斗争年代，批斗会上总有他双手背后，“老实交代”的身影。他年轻时因为成分大，讨不下老婆，与邻村一位富农子弟换亲。后来他妹妹长大心高，看不上富农的傻儿子，撕毁婚约，当民叔的老婆为了弟弟，也狠下心肠，撂下儿子与他离了婚。但当民叔一表人才，人有本事，他“唉”的一声，一气之下，从大山里领回一个漂亮娘儿们，让村子里的光棍汉们羡慕不已。

　　多年之后，本村青年东峰因人实诚订不下媳妇，其父备好礼品，找到当民叔山里的婆姨：“他婶子，你看着给咱东峰在你们山里头也拾掇一个媳妇，行不？”

　　“现在俺山里头条件好了，拾掇不下了！”当时给东峰他大来了个嘴啃地，成为村民的笑柄。

　　要知道关中方言里，“拾掇”是个很刺耳的词汇，含有“凑合”、“收拾破烂”的意思。

　　当民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常年浪荡在外，为了谋生，学了一身瓦工的好手艺。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了私人建筑队，很快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常与他开玩笑：

　　“你是不是又想当地主了，小心斗争你！”

　　当民叔起先由于土地多而成为地主，贫下中农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却因为钱多而成为共产党员，当上村长，乡亲们又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短短几十年，从小少爷到狗崽子，从地富反坏右被批判的对象到大老板再到村干部，最后冤死，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命运之神数次捉弄于他，世态之炎凉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钱是人的胆，权是人的识。当民叔发家致富以后，社会交往宽广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弟弟结识了省民政厅某领导的儿子，有了这层关系，当民叔又依仗村长的权力，廉价租赁了村子里几百亩坡地，创建了“凤栖山骨灰墓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墓园刚刚建好，产生经济效益，正日进斗金的时候，却拱手让与他人，自己患上了淋巴肿瘤，在省城某三级甲等医院甩出了十多万元之后，撒手人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经济时代，金钱比人情贵重。当民叔既然患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回天乏力，人们挣钱不易，如果再破费去巴结一个死人已失去了功利价值，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在他病危的三十多天里，据说除了至亲至爱之人，没有人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与父亲看他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人生很快就要画上句号，回想起如梦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父子触景生情，心里也挺难受。

　　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


，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舔舔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阴，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验，今天晚上授课老师必定辅导，辅导内容必与试题有瓜葛。有的同学得了高分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学习确实了得，不然怎么能得九十多分一百分呢？可惜的是，该校老师并不参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真正考试时便露出了马脚。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屑一顾，每每冷嘲热讽。老师就说我轻狂，“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才咣当。”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呆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一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掐掐鼻子，撕撕耳朵，疼疼的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乙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九盈的《古代汉语》风趣幽默，王理嘉的《现代汉语》一丝不苟，裘锡圭的《古文字学》高深莫测，唐作藩的《音韵学》晦涩难懂，陆俭明的《语法研究》简明扼要，许嘉璐的《训诂学》触类旁通，郭锡良的《汉语史》有板有眼，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考证枯燥，王扶汉的《易学研究》不知所云……

xug

最有趣的当属叶蜚声老先生。对于叶老，同学们久闻大名，不见其人。想像中的叶老先生必是鹤发童颜，白发飘逸，神仙一般的人物。一天，上《理论语言学》课，铃响了，一位边幅不修，衣冠不整的老者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打扫卫生的工人师傅来了，纷纷将废纸、果皮等垃圾拿出，不料老者却走上讲台，同时以多种外语讲授“比较语言学”，这才知道老者竟是人如其名的叶蜚声教授。




　　还有一次，是初冬季节，同学们相约去燕南园欣赏落叶，却看见叶老先生在储存大白菜，大家很奇怪：解放前已蜚声海内外的叶老先生咋还吃大白菜？问之，答曰：

　　“旧社会老师月俸一百块现大洋，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大米一袋；而今老师的工资每月二百六十元，可买八十斤黄瓜，将老师吃得满脸菜色。”

　　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倍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情面，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甚至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郎。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每日必品功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唯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暴发户，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据悉，他供职旅行社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

　　兄弟，我在这里

　　提交者：白色的鸟于北京时间2003—07—2723：43：57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


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子”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清晰如初。这家伙现在有一样比我们都强，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并且成为他嘴上津津乐道的资本。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白鸡，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要是再气我，我就让他们一起揍你。”

宿舍里的几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连长”现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文化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想不到吧。他在此之前也曾经戏水新经济，新浪网的管理层之一。“连长”搬走后，“烧饼”从哲学系搬到了我们这边，还能记起他的吉他声和歌声吗？“建云”和“哑巴儿子”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小龙”，我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家伙，那个书生味道十足，总写些“清词丽句”，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女诗人，总会收到一些文学男青年大胆火辣的表白信件的才子，他留在了校园，成为了我们都很景仰的钱理群先生的同事。还记得他当年的口头语


吗？2001年秋天，北大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六”（戈麦）的诗歌朗诵会，当我朗诵完诗下台，这家伙一把就拉住了我：你那两步走还是原来那样。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像我们少年时的心一样，永远改变不了。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情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个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着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这段最沉重的时光。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哪里了，而且也知道你希望重拾过去喜欢的字典编纂和辞书修订工作，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你的。

　　别忘了，“出租车总会在最绝望的时刻开来”。

　　兄弟，老陕，我们都在，我们现在也知道你的具体地址了。记得我曾经写给你的但丁的诗句嘛：“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屿……”我在网上逐条翻阅着那些对你境遇的网友评介，他们将你最不愿看到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哗众取宠地搞出了“北大毕业生流落街头卖肉”的耸人新闻。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在离开校园的这十四年里，和你一样，我也做了很多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身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做得好了，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理应如此；做得不好，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北大就这个水平呀？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最想对你说的是：千万别放弃你自己心中的梦。

　　当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只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了。好兄弟，我在这里，我们当年的兄弟都很想你，很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你，让你重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们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支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年7月27日病中急就

　　由于大山阻隔，沟壑纵横，延缓了语言的交融与发展，因而山西方言被公认为是最古朴，保存古音、古义最完整的北方官话。1987年夏，我们汉85级与汉84级一道，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赴山西吕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指导下，我与田静、赵文秀两位同学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山西省孝义县方言土语的调查工作，形成了调查报告。后来，该报告交由这位老师整理，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毕业回乡后，百无聊赖之际，也曾参照此法，对关中方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点滴见解，几次寻思整理，想到出版界不会对一位无名小辈的见地感兴趣，况且经济时代，人民币就是筹码，赔钱的买卖，天王老子都不会去干，加之我所从事的职业与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心想这辈子与文字是无缘了，遂将之扔在一旁，慢慢地便遗失了。

　　那时少年气盛，意气风发，自以为学了一点东西，接触了一些思潮，便满怀爱国热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为了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不要整日躲在象牙塔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发无谓的感慨，遵照上级的指示，按照学校的安排，完成方言调查后，我们取道延安，参观革命圣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经过河渡时，稍事休息，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母亲河，望着浊流滚滚、波涛汹涌的大河，心中豪气顿生，我与几位同学产生了模仿毛主席当年横渡长江，从黄河上游过去的强烈冲动，被带队老师拦住，终未成行。以后再无机会，每念及此，懊悔不已。

xug

汽车继续向前颠簸，大约行驶了十个小时，宝塔山隐约显现。从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塔，与其他名山古刹无不同之处，它不比西安大雁塔高大挺拔，不如法门寺舍利塔精致典雅，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方显与众不同，与心中天安门城楼一样，现实中的宝塔山远没有想像中的雄伟、高大，未免有种失落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想搂宝塔山。




　　宝塔太粗搂不住，满怀抱住大树干。

　　这就是我们当初心情的真实写照。

　　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人文景观，免不了要朝圣一番，但黄土高原上如此小寨、窑洞比比皆是，除了毛主席当年坐过的那把藤椅，有点古朴，一位同学不禁手痒，摸了一把，被工作人员一顿训斥，悻悻而退以外，其他的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南泥湾之行感触颇深。

　　从延安城出来，翻过一道山梁，前行约二十公里，便到了当年“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所在。这是一块相对低洼的小盆地，四周群山、丘陵环绕，郁郁葱葱，稻田成片，阡陌纵横，俨然一派江南气象。

　　附近有驻军，正要前去拜谒，巧遇当地农人。闲聊中得知，驻军不少，有好几个营，不过早已不种农田，只种少许蔬菜，自己享用，顺便摆摆样子罢了，土地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他们只管按时收租，恰应了“自古力役，兵三民七”的古语。

　　末了，走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特别注意了当年“气死牛”开荒的锄头。那是一把普通的农具，形状与一般农户所用并无二致，只是稍微大了一点。作为文物，它已经锈迹斑斑。农村出身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当年郝树才竟用这把破锄头能够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把牛都能气死，除非接上电动机，用电带。

　　曾经看过一篇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搞不清是徐水人民在故意糊弄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的光顾导致了徐水人民的神经错乱，竟然宣称亩产小麦十二万斤。而从小种过庄稼的领袖竟对这天方夜谭的神话深信不疑。从“气死牛”这把锄头可见，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自有渊源。

　　有了感观认识之后，我们来到了延安大学，聆听该校历史系老师讲解延安精神。老师走上讲台，大笔一挥：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几个遒劲的大字便呈现在黑板上，颇似毛主席的真迹。至于所讲内容，与革命史教材并无二致。自从《中国通史》被授课老师判了不及格，同学们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敢轻易逃课。《中国革命史》中学背，大学讲，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延安大学老师讲解延安精神时，就只顾模仿那几个大字了，老哑巴临摹得最为出色，甚至能够创造性地仿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几个字。

　　1988年夏，我们汉85级又与汉86级一道，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托，去浙江绍兴进行语言调查。早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免不了去西子湖畔游历一番。

　　那天细雨濛濛，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天气不错，心情更不错，雨中的西湖别有一番韵致。苏堤漫步，杨柳拂面，三五成群，细语窃窃，四周群山相映，绿地连绵，洞幽泉清，茂林修竹，山明水秀，湖天一色。末了，来到平湖秋月，泡一壶龙井，清香沁来，心旷神怡。再仔细品味曲院风荷，花港观鱼的景致，阵阵凉风袭来，柳浪闻莺，水波不兴，真乃人间仙境，使人流连忘返。

　　终于来到了断桥残垣，远远望去，雷峰塔已荡然无存，触景生情，不由得联想到小时候看过的戏剧《白蛇传》。白蛇经过千年苦修，现身成人，追求人间真爱，被法海和尚阻止，压于雷峰塔下，鲁迅也有《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鸣冤叫屈，责怪法海和尚多事，拆散人间鸳鸯。然而仔细一思量，白蛇虽已成精，然终归是畜类，人畜生情，为社会法理所难容。法海和尚挺身阻止，正是出于大慈大悲之心，拯救白蛇千年道行，免坠地狱，将其压入雷峰塔下，是为了让它闭门思过，专心修行，消除淫欲。而法海和尚维护正道，何罪之有，却遭千古之唾骂？终于挨骂不过，躲入螃蟹肚下，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不由感叹：世间之事，怎的如此不尽情理？

　　1989年，临近毕业，本专业名义上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十六名，事实上，除了上海某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汉语专业外，全国其他高校都不设此专业，就是说，研究生基本上要从本班二十一人之中产生，而报考者只有五人，就是说只要外语、政治通过，专业课不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经过十多年的填充，中国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也不再是前几年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业形势已经严峻，但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还比较乐观。春节刚过，系里就陆续传来就业信息，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的老师预计：供需基本平衡，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起落。

　　吃了这粒定心丸，同学们的情绪安定了许多，利用毕业前有限的光阴，一方面做好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多学点知识与技能，为走上工作岗位作最后的充电。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学习文件，讨论总结。闲来无事，我们写了一首校歌聊以自慰，歌词大意是：

　　那年我们求学来到这里边

　　古老的校园有新潮的青年




　　讲座报告天天有，广告飞满天

　　于是我们欢呼

　　敬爱的北京大学亲爱的中文系

　　燕园永远是乐园

　　读书太多就去争取自由民主权

　　归来方觉世界并非那么宽

　　抓紧时间匆匆忙忙赶快去把恋爱谈

　　棋牌麻将随你选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大学四年一晃就要快过完

　　面对毕业分配我们都不知应该怎么办

　　四处推销没人要只好去考研

　　于是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图书馆

　　临阵磨枪一条心

　　稀里糊涂过了关

　　最后我们相约荡漾的未名湖畔

　　点燃一支红塔山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大家一起朝前看

许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尘封的历史，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己从云端跌落粪坑，一身的猪屎味儿，走到人前都惹人生厌，倘若再如阿Q一般，炫耀祖上如何风光，既不能被赵太爷称作“老Q”，又招不来吴****青睐，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岂不于事无补，徒添烦恼。于是声言自己是文盲，不识字的人尚能杀猪卖肉，这样一来不会遭人耻笑，二来还认识秤，会算账，偶尔还能开张发票、收据什么的，字也写得不赖，自学成才似的，人们便会另眼看待，儿子走在大街脸上也风光：




　　“看他爸，没上过学，还会做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抹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

　　“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


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


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xug

　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


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门，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


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终于没有办到。想当初，即使接受张先生之邀请，拿我一个破企业身份，既无人脉，又缺乏经济基础，想进事业又谈何容易!不知又要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跑多少路，花多少钱，事情究竟能否办成，也还未知。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


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在机关跑腿，没有硬性指标，尽干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鸡毛蒜皮之事。虽然整日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却是碌碌无为，劳而无功，忙得没有名堂。对于这种活法，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年华虚度，时不再来，心中时常惴惴不安。然而大家都这样，渐渐地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革命导师说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待媳妇熬成了婆婆，一切都会随之改观。

　　但后来发生的几件小事，彻底破坏了我的心理平衡，转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聪明难，糊涂更难。”这是一句有关酒类的广告语，在我看来，却是人生真谛。我在自己的寝室贴着“忍”、“制怒”、“难得糊涂”等字画，用以自勉，但关键时刻，尤其几杯“马尿”下肚，就沉不住气，容易头脑发热，将这些人生格言抛诸脑后，以致追悔莫及。这叫胸无城府，用关中话说，叫巷子不深，也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该是出于某位愤世嫉俗的人之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肥羊问一匹饿得东倒西歪的狼：“为什么不多吃点东西长胖点？”饿狼说：“现在天冷了，东西不好找。”肥羊：“怎么会呢？人不是挺多吗？可以吃人呀！”饿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羊不解：“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或许领导会看作“自己人”，当成心腹，或许看在我农村出身，无依无靠的分上，法外施恩，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但我不会来事，不会曲意逢迎，拍马巴结，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也曾口头提过几次，大概扫了领导的兴致，领导或沉默不语，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

　　“你还年轻，多考虑工作的事，至于个人问题，领导们会考虑的，不用你操心。”

　　话说到这个分上，再说来说去已经很乏味。

　　1991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开始治理整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银行紧缩银根，泡沫经济得以遏制。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企业形势直转而下，以往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表面繁荣的企业，周转不灵，无米下锅，出现大面积亏损、停产。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县委能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计经委的领导班子，原来的领导带着遗憾，灰溜溜地走了。新主任上任，一是熟悉情况有个过程，二是企业成批瘫痪，职工上访不断，一大堆事儿需要处理，领导脚面上的火都拨拉不清，在这个节骨眼上，麻烦领导，无异于自讨没趣，于是我便很知趣，张不开口，调动的事就又搁置起来。

　　“鸟过留声，雁过留影。”新领导上任，必定大兴土木，宛如到某旅游胜地，在围墙、石碑刻上“×××到此一游”一般，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前人种树，后世乘凉”。留下标志性建筑，让后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其业绩，也不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期以来，计经委一直分南北两院办公，为方便管理，卖了砖瓦厂之后，前任领导就决定用自留资金在北院兴建办公楼，并已付诸实施。新领导推陈出新，在办公楼尚未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住宅楼。一方面给下属办点实事，显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那几年建筑市场鱼龙混杂，十分拥挤，在县级小单位，一把手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这中间有无猫腻，天知、地知，局外之人，哪个说得清?

　　集资建房，单位补贴，比市价便宜不少，等于变相的福利。大家的态度都很积极，而我更表现出空前的兴奋，自告奋勇，请我的同学帮忙设计。我的同学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长安县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早我两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住宅楼分两居室、三居室，因为我的关系，七万多元的设计费只收取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费，除去上缴单位的管理费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报酬，我的同学自己等于白做。为了图纸，我不辞劳苦，骑着单车，多次奔波于长安与西安之间，具体跑了多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其间，施工方多次要求变更图纸，而刘××去了海南淘金，从海南打来电话，委托其同事更改，我夹在中间，予以协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原以为，家属楼必有自己的一套，因为在单位上班的人数总共不到五十人，而房子是六十套，而且许多人已经拥有一两套住房，我是真米实曲的困难户，当时就借住在仅有六平方米的门房里。可是分房方案出台，取消了两居室，全部变为三居室，住房面积增大了，户数却从原来的六十户压缩至四十户。

　　一位中层领导刚刚在老家盖了新房，又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银钱紧张，便发牢骚：




　　“他奶奶的，干了一辈子，倒拉了一屁股烂账。”

　　“若把你家盖成金銮殿、雍和宫，拉的烂账还多。”工会主席反驳道。

　　分房规定，未婚者与人事关系不在本单位的不得参加集资建房。

　　两条规定如对我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恰恰合身。然而单位还有一位顶替父亲接班的，年龄小我几岁，也未婚。按规定他也不在集资建房之列，但其父是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负过伤”，有功之臣，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忌惮三分，于是急忙改口：“老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便照顾了一套。

　　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经营形势日趋严峻，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县政府也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任用贤能，专家治国，计经委的领导也走马灯似的更换频繁。1992年，又更迭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位读书人，颇有儒将风度，上任伊始，“八”字还未见一撇，便在媒体上将扭亏增盈的方略和盘托出，最后承诺，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亏损户，否则就地引咎辞职。

　　既立下军令状，夸下海口，就非得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乾坤。措施之一：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为厂长、书记兴建住宅楼，解决后顾之忧；措施二：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企业领导集资建房，依旧采用我同学设计的图纸，照例没有我的份儿。理由是，我不是企业的人，更非企业领导。厂长、书记们工作在第一线，起早贪黑，多么辛苦，即使亏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同学后来知晓了此事，非要控告计经委，原因是图纸未经其审核并授权就擅自使用，一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地质构造不同，出了事故该谁负责。好在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地质构造可能也大致相同。总之，楼盖好了，并没有倒塌。我与同学喝了一晚上酒，相互开导，看在我还要在单位混，得罪了人于我不利的分上，方才作罢。

　　十年后，柴油机配件厂倒闭，拆除了厂房，地皮搞了房地产开发，职工们均分到了福利房。我则早已离开了单位，在社会上晃荡，人事关系虽仍放在该企业，可没有在企业上过一天班，对企业没有任何贡献，“三金”都无人交，福利房哪能轮到我？捯来捯去，弄得我连自己究竟是哪儿人都不知道，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闲杂人员。

　　至于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云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利，社会交际又广，可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倒还有些许效果；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工厂自主经营，一般干部下到基层，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相反，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企业并不欢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不太常去企业，而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时间长了，倒会闷出病来。于是逐渐在办公楼四楼，没有办公室的地方形成了棋牌娱乐室。

　　有位老干部，人称“刘老干”，时任工会副主席，擅长跳舞，打麻将，最拿手的便是“闷八，一、四、七，缺门出风听”，倘若谁坐了高庄，刘老干便使出撒手锏，往往能起死回生，反败为胜。

　　一日下午，领导忽然接到通知，急需汇报材料，找遍一、二、三楼各科室，无人，以为大家都遵照指示，下基层去了，便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动手，准备相关材料。不知过了多久，待完成材料，走出办公室，天色已晚。领导正要锁门回家，却发现楼上滴水，以为下雨，返身回办公室取雨伞。然仔细一瞧，月光朗朗，繁星满天，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便颇感诧异。抬头一望，四楼灯火通明，似有喧哗之声，遂上楼，楼上牌局正酣，有人内急，来不及如厕，站在楼道，溺于楼下。

　　转眼过了半年，企业的亏损户非但没有消灭，反倒把盈利户消灭了。到1992年下半年，计经委所属工业企业全面亏损，纷纷停业，企业到了破产的边缘。而该领导非但没有就地辞职，反而调离了计经委这个破烂摊子，荣升为副县长。

　　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xug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


，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开始自暴自弃，酗酒、打牌、逛街，过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如果不是割舍不下烟、酒的刺激，真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不乐意去。而我当时


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玩起来没什么两样。”

　　由此想到大学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账，“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

　老费下棋很有意思，他喜欢用“车”，把“车”死死地攥在手里，在棋盘上来回地试，“这儿不行，这儿还不行，对，就这儿，好，把你的‘马’吃了。”这样，老费的“车”拐了一个大弯吃掉了别人的“马”，然后老费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不与他计较，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粗脖子涨脸有啥意思？

　　牌局是激烈而吸引人的，有时分不出胜负就会通宵达旦，好在白天的事并不多，照例可


以睡到日上三竿，然后晃晃悠悠地过个白天。

　　宣传动员、调查走访阶段结束以后，“社教”工作进入民主选举，清理财务阶段，相对于前一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作明显多了起来。由于学校放假，我们也从教工宿舍搬到了村民家中。

　　按照原来的商定，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我可撒手不管。可是搬到村民家中之后，他们出去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自看家，倍感无聊。吃了睡，睡了吃，直睡得没日没夜，昏昏沉沉，腰杆子像散了架。为了解闷，便与他们一道，自动承担了工作。

　　该村有一户村办造纸厂，生产中低档卫生纸，厂长由村长兼任。企业事多，厂长三天两头出差，村子里的事不能兼顾，别人又不便插手。镇上曾多次做其工作，让其村长、厂长任选其一，都没有办到，成为老大难问题。我们换了个角度，与其约了牌局，不谈工作，专门打麻将。斗至正酣，老费非拉着下棋不行。村长无奈，边打牌边下棋，结果兴牌打成了背牌，输掉了好几百元，棋也未占得便宜，让老费给杀得人仰马翻。后来，他主动放弃了村长之位，专心经营他的企业去了。

　　还有一位副书记，干了十多年村官，年龄大了，可官当上了瘾，死活不肯让位，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日看央视“新闻联播”，其中提到“中顾委”，从中受到了启发，破例给他封了个“顾问”的头衔，退到了二线——中央还设有顾问委员会呢，而且中央出台的重大决策，还得请示中顾委的老同志。老头当了太上皇，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交出了权力。

　　结合村“两委会”改选，我们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清财”小组，集中到村办公室，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

　　改选后的“两委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村上的其他遗留问题。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各项工作却走到了整个“社教”工作队的前列。与我们相反，相邻的村子，因工作方法欠妥，发生了部分群众驱赶、殴打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弄得狼狈万分。

　　工作组刚进村时，村上送我们每人两件宝——手电筒与雨靴。别看不值钱，可非常实用，因村里的道路实在太差劲了，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泞难行，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在村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了行路之不易，对村子也有了感情。于是我们商定，借“社教”之东风，为村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其一，将野外的低压电线改为地埋线，既保证安全用电又防止小偷盗割，保证了天旱时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其二，鼓励、支持部分感兴趣的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增加农民收入；其三，对村子建设重新规划，拓宽主要街道、道路，表面硬化，美化村容村貌。但由于一些村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目光，有些村民没有经济力量，拆迁阻力太大，加之工作组时间仓促，只是绘制了蓝图，未能付诸实施。

　　几年之后，在街道上遇见当年的村支书，如今已是马王镇经委主任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年的蓝图已经实现，并邀我抽空回村看看。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直为生活奔波，几次去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路过村口，都没有进村看看，终成一桩憾事。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机关就开始酝酿分流。在我下乡“社教”期间，领导就指示我拟订经济实体的章程及管理细则，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社教”结束，我回机关不久，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局长就带领着十多名老、弱、病、残者迫不及待地“下海”了。

　　这倒有点像赶着鸭子上架，或者公鸡穿上泳装下水学鸭子，首先是滑稽，其次担心会不


会被淹死。

　　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倒不是为了淘金，捞一把，发笔洋财。我虽贫穷，对金钱却看得极淡，饿不着肚子就行。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宛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盖的高楼大厦，住的茅草窝棚，混到底也不过是个编外人士，打工一族，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即使失败，个人损失亦不会太大，毕竟我是企业身份，泥饭碗，打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不过，不用担心，工业局承诺：投资三百万，保证工资，原来一切待遇不变，直到企业成功产生效益。这倒如同穿着救生衣下水一般，保赚不赔，使得学鸭子游水的公鸡有惊无险，还有可能进化成鸭子，更有甚者，超过鸭子，取得游泳比赛的名次也是未知。

　　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个救生衣是用牛皮纸做的，见水受了潮，用力一吹，便破了。当时工业局的资金已经相当困难，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正常的办公经费难以为继，就连当年修建的办公楼工程款还尚未结清，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几间办公室依然被建筑队占领着，与建筑队合署办公，搞得机关不像机关，工程队不是工程队，不伦不类的，不知出出进进坐着高级轿车的领导们脸红也不红。

　　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我连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开始兴办实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当益壮”“白手起家”。《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北大中文系如果能把课堂移置于此，保证教过的知识学生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首先发动职工们集资，名义上是集资，实则硬性摊派，工资里扣除，将计经委南院邻街的门房与废弃的车库拆除，改建成两间两层门面房，计划开设新特医药店。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尚在基建之中，生意就来了。

　　据可靠情报，外地某药材市场猪苓紧缺，价格一路飙升，而周至县药材公司就有大量存货。为此，专门在县外贸公司与药材公司请了两名专家，我陪同着前往周至考察验货。

　　“货真价实！”我回来如实向领导汇报，经过研究，领导们亦认为生意可做。但七八万元的周转资金却难煞了领导。职工集资已不再现实，因为账面无钱，工资还没着落。企业去借？企业也在等米下锅，哪有隔夜之炊！生意终于未能做成，事后自我解嘲：

　　“货运过去，说不定已货满为患，价就跌了，未必赚钱，赔钱的可能也有。”

　　“也可能如《江湖八大门》中的循门，周至人为卖滞销猪苓而特意摆设的‘请君入瓮’的圈套。”

　　吃不到葡萄，葡萄也就变了味。

　　第一笔生意还未开始，就宣告流产，出师不利，按迷信的说法，是不祥的前兆。这时，倘若就此打住，及早回头，也不至于后来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当时，我已有灰心之意，然而副局长势单力薄，诚挚地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分上，我也考虑到，自己参加工作已三年有余，调入机关希望渺茫，企业又面临倒闭，与其两头吊着，倒不如破釜沉舟，与副局长一起打拼，成功了，皆大欢喜；万一失败，权当人生旅途的经验教训。

　　虽然一起下海的人数不少，可大都是老太太，坐在办公室，看看门户，接听电话，抄抄写写还勉强凑合，而兴办实体仅仅依靠接听电话、写写画画显然太过离谱。因此，真正鞍前马后，跑腿办事的仅我一人而已。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跑工商，找银行，办税务，总算完成了实体的一些手续，其名称为“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期望公司既“通”且“达”，四通八达，副局长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这位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是位高级电气工程师。为了照顾家庭，叶落归根，80年代，从铁路电力系统调入地方，曾在长安工业系统技术改造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作为十三朝古都，风水宝地，长安贤能辈出，一个小小的高工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在其同班同学早已是地市级高官，权倾一方时，县上才照顾情绪似的，在他临近退休之时，安排了县工业局副局长，副科级，也算是荣归故里，对家乡父老有所交代。

　　但无论如何，副局长与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结下了非凡的战斗友谊，可谓情同父子。遇事，我爱请教他；工作中，他也总差遣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年轻力壮，手脚勤快，可供他调遣的也仅我一人。

　　不久，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先后办起了色纸厂和复合肥厂。色纸厂依托县造纸厂，将造纸厂的凸版纸赊来，在泾阳县购买了一台简陋的小设备，雇用了两名工人，利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染上颜料，变成花花绿绿的有色纸，再赊销出去，就完成了工艺流程；复合肥厂则更简单，厂址干脆就设在县氮肥厂，连厂房都不用租借，多么省事、省钱，又省力。

　工业局的一把手是位化工高级工程师，对化工行业情有独钟。按照领导的旨意，接着我们筹建化工厂。鉴于前两个企业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任何科技含量，这次，领导们下定决心，要在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上下大力气，设想要将未来的化工厂建成公司的龙头企业。为此，专门在西安轴承厂抽调了一名懂技术的同志，叫秦××，协助我们工作。我们轻信了领导们的信誓旦旦，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艰难地开始了化工厂的筹备工作。




　　20世纪90年代，报刊、电视都大肆渲染：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谁拥有了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那段时间无论读报还是看电视，我都一改以往浏览新闻的习惯，而把最烦人的广告作为每天的必修课。领导也常常告诫我们：要勤走走，多看看，时刻掌握市场动态，注意捕捉有价值的信息。

　　一日，我与秦××漫无目的地在西安街头溜达。走到小寨，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军人服务社前，好奇心促使我们前去探个究竟，原来，相邻的宁陕县武装部，开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仿瓷涂料，在军人服务社前大肆宣传，并橱窗展出。我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向工业局领导汇报后，副局长、我、秦××连夜奔赴宁陕县，唯恐别人捷足先登，抢占了先机。

　　我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宁陕县武装部。厂长不在，工作人员很热情，带我们参观了展室，看了产品说明。我们提出进厂参观，工作人员一口回绝。看来没有商量的可能，只有见到了厂长，另想办法。于是我们以价格太高为由，留下电话，告辞而出。

　　回到招待所，我们设计了几套方案，又都一一否定。正饥肠辘辘，拿不定主意之际，电话过来，厂长回来了。我等灵机一动，何不发挥我的专业所长，在酒桌子上想办法，说不定厂长会不胜酒力而酒后吐真言。

　　我们与厂长在一家饭店见了面，寒暄了一番，酒菜便上来了。副局长放下领导的架子，充当了一回“酒司令”的角色，使劲地给厂长斟酒、劝酒，同时令我作陪，希望借着酒力，能从厂长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岂料这位厂长十分笃信，酒量也非同凡响，两瓶汾酒下肚，一边作陪的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而厂长却身醉心不醉，仍然守口如瓶，顾左右而言他，颇具外交家的风范。

　　实在套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副局长孤注一掷，据实以告，提出要购买此项技术，而且出价不菲。厂长此时已吐字不清，但还未被酒精冲昏头脑，摆手摇头，绝无回旋的余地。总之，盘桓数日，白白扔掉了几百元宝贵的资金，无功而返。

　　愈神秘的东西，愈刺激人们的欲望。宁陕之行，给仿瓷涂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我们牵肠挂肚，欲罢不能，最终成为我等创业道路上挫折的开端。

　　世界有时真他****小。

　　说起来很凑巧，活该我在仿瓷涂料上栽跟头。宁陕之行的影子还萦绕于脑际，我还在苦苦思索着能使该厂长改变主意的良策，细心的局长又从《科技日报》上得到消息：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已开发出同类技术。鉴于我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领导们一商量，当即决定，委派我前去探路。因经费紧张，领导的小车都因无钱购油而停放在车库，非常时期，勒紧裤腰带过紧巴日子，差旅费先由个人筹措。临行，副局长硬塞给我两条“红梅”香烟，以备急用，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目睹领导们的神情，我还能再说什么。匆匆到银行取出几年的积蓄，共计五千元，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赴京的征程。

　　在人们的经验中，出公差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我的北京之行却是另一番情景。

　　为了节省经费，我选购了硬座车票。当时列车还没有提速，从西安到北京要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入夜，灯光昏黄，列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我不知不觉中迷糊过去。梦中，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与在京同学相聚一堂……一觉醒来，口干舌燥，想喝水，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糟了，钱包不翼而飞，赶紧摸摸腰间，鼓鼓囊囊地还在，提到嗓子眼的心方才又落进肚子里，谢天谢地，小偷只窃去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零钱。临行，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钱分两处存放，顺手处只装了几十元零钱以备路途上零用，把整钱则做了一个布袋，缝在腰际，这是《江湖八大门》中教我的一招“钱财不能露帛”。整钱幸免，误不了大事，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那区区几十元，权当手气不佳，打麻将输了，或者摸了福利彩票，为残疾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许多。

　　因列车晚点，本该下午四点五十分抵达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晚上六点，招待所极不易找，宾馆酒店价格惊人，非我等寻常百姓所敢问津，当晚就借宿于北大，与读博士的同学挤了一宿。

　　与同学吃饭时了解到，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的仿瓷涂料，采用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下属公司的技术。因北大与清华仅一墙之隔，次日早晨，我直奔清华，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因技术转让价格太过离谱而无法接受。当时，清华方面索价十万，不开发票最低也不能少于八万。在洽谈中，多次提到通县博大化工厂效益如何云云，待问到“博大”具体地址，他们又讳莫如深，不肯多言。

清华方面，转让无望，我赶紧乘车，赶往通县。

　　原以为博大化工厂非常驰名，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岂知所谓“博大”，既不“博”，更不“大”，并且也不在通县县城，几经询问，竟无人能道其详。我费尽周折，在通县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查找打问，均没有登记注册。没法子，当晚在通县县城住过一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去寻找，我的牛劲上来——反正通县就这么大，我挨个村子去找，相


信准会找到。

　　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边走边问，夜幕降临时，终于在通县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的一个村子里——小务镇德仁务村找到了“博大”。

　　厂长姓张，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张本福，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显得凝重而干练。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张厂长则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也许是天意如此，“博大”靠近燕京啤酒厂，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燕京啤酒的苦涩味儿和二锅头的甘洌，几年未曾沾唇，听见名字就馋得慌。嗜酒的我与张厂长臭味相投，白酒、啤酒放开肚皮，开怀畅饮，一时相见恨晚。那场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与南北，真恨不得将燕京啤酒厂抬来，淹死在啤酒缸里。

　　次日，张厂长破例没有进城，陪着我参观了他的“博大”，车间是保密的，这一点我很知趣，没有提出非分要求，免得张厂长为难。其办公室就设在住宅里，那是一栋五间两层小楼，铝合金全封闭，外墙瓷砖到顶，室内手工纯毛地毯、真皮沙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显得极其富丽。张厂长腰别着当时还很奢侈的“BP机”、“大哥大”，开着一辆重庆长安私家车，一副大款模样，显得气度非凡。

　　张厂长告诉我，他们厂的仿瓷涂料技术，是引进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科研成果，是内外墙瓷砖的换代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主要供应亚运村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部由清华大学包销，全国各地订单很多，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稀里糊涂的我对这些自然深信不疑，很快与张厂长达成了用两万元购买仿瓷涂料技术的意向。

　　“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拿不住事的，一切必须回去向领导汇报之后才能定夺。”我最后补充。

　　很会来事的张厂长立即承诺，一旦事成，将付给我一千元的辛苦费。

　　一千元，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此以前，无职无权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也似乎没有一个傻瓜想着去贿赂一个企业借调人员，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的。我当初也并不想要这一千元，怕这不明不白的钞票玷污了我的清白，助长了个人的贪欲，在以后的工作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跟随副局长出来创业，也并非都是为了钱，主要是在赌一口气。

　　可转念一想，这些年来，自己总是吃亏，倒霉的事全让自己赶上，好事总是有权有势人的专利，嘴上不说，心里很不平衡。况且眼下经济就很拮据，当时，我的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两百元，一千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全部收入。我在机关食堂吃饭，起初单位还马马虎虎，每月给灶上煤电补贴，伙食还不错，后来单位情形每况愈下，遂压缩开支，取消了补助，灶上入不敷出，于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如北大一样，推倒南大墙，将大门开到墙外，变成了对外营业食堂。一次，我与伙食管理员开玩笑：

　　“赵师傅，我在灶上吃饭，工资你全领，咱们扯平。”

　　“那不行，你每月再给我五十块钱。”

　　赵师本是机关灶上的厨师，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十个，小九九却算得很精细，人勤快，饭菜也做得可口，将某领导伺候舒坦了，花钱另外聘请了一位厨师，赵师就用起最古老的方法——结绳记事，配合一些杠杠圈圈，当起了伙食管理员，脱产干部。

　　一月的工资不够吃饭！说起来有些悲哀，但却是实情。而家中还有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老父需要照顾，还有两个未成年自立的弟弟需要提携，更有几千元债务需要归还……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初中都未念完，纷纷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完成了学业，工作了，挣钱了，再不帮帮他们，寝食难安呀！

　　但是，单位效益不佳，自己收入微薄，为了筹集此次赴京的路费，我倾其所有，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这可是以后成家立业的基金啊！再说这儿只有我与张厂长两人，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了。

　　想到此，我没有拒绝。

　　张厂长见事已谈妥，就一再询问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我一再解释我做不了主，得回去请示汇报。但这个项目是领导授意的，估计问题不大。

　　张厂长便留我在北京多玩几天，逛逛名胜，会会同学。而我事已办妥，归心似箭，况且北京又不是第一次来，生意成了，以后来的机会还很多，遂谢绝张厂长的好意。

　　张厂长驾车送我到北京站，替我购买了火车票，分手时说他很忙，还要给清华送货，一再叮嘱我务必抓紧。

　　我回到长安，顾不得休息，连夜晋见领导，汇报了情况。副局长果然十分高兴，夸我此事办得快，办得好。但局里没钱，又担心拖久了会节外生枝。于是，征得局长同意，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在县印刷厂借款两万元，准备亲自出马，与我一道赴京购买技术。

　为了缓解下海的人员多，能办事的人员又少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实际考察，经领导同意，将秦××由临时抽调正式借调到机关，协助创办实体。“抽调”与“借调”概念不同，抽调是临时性的，工资仍在企业，机关只管用人不解决福利待遇；借调则不同，是机关急于用人但缺乏编制或指标的过渡性手段。这样，秦××与我一样，成为工业局机关正式借调人员。领导承诺，一旦实体办成，产生效益，便委以重任。




　　西安轴承厂原属西安市冶金局，厂址在沣峪口，为了管理方便，1989年整建制移交给长安县计经委，即后来的长安县工业局。计经委接管后，借鉴许多军工企业从山区搬至平原的经验，尊重职工愿望，顺应时代潮流，将西安轴承厂整体搬迁至县城韦曲，兼并了业已停产的原长安县缝纫机架厂。搬迁后的西安轴承厂，企业负担沉重，经济效益下滑。

　　秦××1988年毕业于四川建材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分配至大山里的长安县白水泥厂，为了照顾家庭，1991年调入西安轴承厂。他学有专长，年富力强，为创办实体曾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不幸实体倒闭，因其在西安轴承厂有一定的根基，又回到了西安轴承厂，厂子破产以后，曾去兰州做生意，生意不景气，现在西安某建筑工地给人打工，管理工地。

　　临出发时，领导们又得到消息，石家庄某研究所也面向社会，公开转让仿瓷涂料技术，好在要去北京，石家庄也是顺道，就临时改道石家庄，顺便考察考察，多走走，多看看，比较比较，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我们一行三人，由副局长带队，依然购买硬座车票，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临行，我们考虑到副局长年龄大了，又有一定的级别，要给他买卧铺车票，哪怕硬卧也行，我与秦××两个人年轻，身体好，硬座票就蛮好。而副局长死活不肯，说他睡觉“择铺”，在火车上“咣里咣当”睡不着，买卧铺也是浪费，不如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互相也有个照应。我们知道困难时期，他想节省几个经费，但我们拗不过他。由此联想到某些人因公出差，软卧都不愿意坐，嫌浪费时间，而要乘大飞机，安全、迅捷而又舒服，便愈感到副局长的可亲可敬了。

　　上次单独赴京，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而这次时间抓得挺紧，紧赶慢赶已到了鲜花盛开的五月，如杨志卖刀，秦琼卖马，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由此可见，在一个贫穷单位，要干一件事是多么艰难！

　　我们一行三人，一对半的烟民酒鬼，坐在硬座车厢，掀开窗户，一边欣赏窗外胜景，一边抽烟喝酒，阵风袭来，凉意飒飒，神情振奋，谈笑之间，抵达石家庄，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过分劳顿与沉闷。

　　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儿，石家庄距离北京如此之近，而与北京之物价水平真乃天壤之别，饭菜如此价廉物美。我们三个人饱餐一顿，酒足饭饱，花了不过区区三十几元，是老板算账有误，无意之中，让我等外乡之人拣得便宜？还是石家庄市场物价走低，作为吸引外地人投资、旅游的手段？因为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商品价格，而饭菜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找到那家研究所，产品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叫做“瓷漆”，可转让费却丝毫不含糊，至少也要四万元。副局长把手一挥：

　　“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长途汽车，心想一边感受京石高速的舒坦，一边沿途观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权当假公济私，到此一游。

　　但在长途汽车上，所见所闻，大煞风景。

　　中巴车为了逃避收费，放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走，专走早已废弃的老路。汽车一路颠簸一路险权且不论，强占座位的、泼妇骂街的、玩三页牌行骗的、明抢暗偷的，与首都北京的称号大相径庭。我们印象尤深的是，某国家级运动员，为了抢占门口座位，依仗五大三粗的身材，将另一乘客老鹰抓小鸡似的拎将起来，抛在一旁，自己理直气壮地坐下，被拎者不满，白了他一眼，嘟囔几句，便招来一顿拳脚。满车的乘客，无一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虽然心中愤愤不平，却唯恐惹火烧身，敢怒而不敢言。

　　人常言：“十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理应互相理解，互相关怀，而不应仇人似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使本来愉快的旅行充满担心与敌意，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我等自作自受，活受了几个小时的洋罪，傍晚时分，终于抵达北京。

　　那时的京城，旅馆不像现在这么多，又值旅游旺季，各旅店、招待所人满为患，连澡堂子都挤满了客人。星级酒店住不起，又找不着便宜的住处，倘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与任何一同学挤一宿，即使找不着同学，天又不冷，路边、檐下、地铁站，流浪汉似的，天当房子地当床，哪儿都能凑合一晚，还省却了住宿费。可这次不同，副局长跟着，他上了年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太过委屈。于是，大街找不着，就钻小胡同，从城南到城北，跑得腰酸腿疼，最后来到海淀，终于找着一家私人小旅馆，只有两张床位，每人五元，而且没有发票，我们不满意，还要继续找，副局长照例把手一摆：

“算了，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于是副局长睡一张床，我与秦×ד脚打蹬”同挤一张单人床。在阴暗潮湿的个体小旅店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早上起来，在路边的小摊儿吃了煎饼果子、馄饨，胡乱糊弄了肚子，便直奔清华大学。


清华方面，见我去而复返，以为我等的银子成了囊中之物，口气更硬。“八万元转让费，一个子都少不了。”“看来只有和通县做生意了。”副局长如此对我们说。

　　途经天安门，秦××未到过北京，免不了要游历一番。不想内急，急寻方便之处。那时，收费公厕刚刚兴起，天安门广场的公厕如同大栅栏的食堂一般，必须排队等候。公厕前，四个男女在忙不迭地点钞票，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书：

　　入厕贰角，不找零钱。

　　副局长从厕所出来，望着长长的如厕大军，不禁感叹：

　　“宰相门前七品官，在天安门当一个厕所所长，比在长安县当财政局局长收的钱都多。”

　　走累了，三人找一阴凉处席地而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谈论着来京的感受。也许是口渴的缘故，烟刚刚抽到一半，秦××随手一弹，半截香烟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跌落在不远处。一位老者径直走到了秦××面前，从兜里掏出红袖章，在他眼前一晃：

　　“你扔的烟头？拣起来！”然后飞快地撕下一张票，塞给秦××：“罚款五元，下次注意。”

　　秦××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一张罚款单已经到了手里。

　　老者从走向我们，掏出红袖章，到撕下罚款单塞给秦××，动作一气呵成，再配以台词，一切恰到好处，表演到了极致。

　　秦××刚想争辩几句，引来一群人的围观，纷纷指责他，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涨得像猪肝，扔下五元钱，匆匆地走了。

　　“什么态度，真是的？”老者嘟囔着，弯腰拣起钞票，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

　　事后，副局长开玩笑：“首都人真是素质高，连罚款都美妙至极。”

　　抵达通县小务镇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安排他们俩人住下，叮嘱店老板准备饭菜，我借了店老板的破自行车，直奔德仁务村。

　　近两个月不见，张厂长已经鸟枪换炮，米黄色的重庆长安面包车已经变成了色泽血红的天津夏利。贵客来临，他惊喜交加，顾不得心疼新车，二话没说，径直掀开小汽车的后盖，将破自行车塞在里面，驾车直奔小务镇。包赔过旅店老板的经济损失，我们三人被他接到了家里，稍作安顿，自然免不了一番款待。几个酒鬼遇到了一起，转眼间两瓶二锅头揭了个底朝天，张厂长又整来两箱子燕京啤酒，白酒、啤酒交替着喝，好不畅快淋漓。第二天上午，酒劲还没有散尽，副局长带着微微的醉意与张厂长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挺简单，核心是一纸配方。关中话叫“一窍不得，少挣几百”。关中人心轻，将区区几百元都升华为俗语。为了这一纸配方，我们耗时三个月，辗转数千里，花费几万元，终于括入囊中，三人喜不自禁，谁知而后竟成为我们创业道路上沉重的负担，这才叫“鬼迷心窍”。

　　秦××绘制了机械图纸，盘桓数日，我们向厂长告辞。张厂长挽留了几句，免不了又要做东，在小务镇订下酒宴，为我们饯行。席间，张厂长偷偷地塞给我一千元，我霎时两颊绯红。副局长以为我连续舟车劳顿，身体虚弱，不胜酒力，还一个劲地表扬我劳苦功高，要注意身体云云。

　　副局长一席话，使我羞愧难当，简直无地自容。当初张厂长许诺给我回扣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一眨眼就会忘掉，如今诺言兑现了，我却有些不适应，当时就想站起来，将它交给副局长，然后说声：“对不起，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一是怕张厂长就在当面，脸上挂不住；二是担心即使把这一千元拿出来，别人还以为我拿的不止这些，假装廉洁，虚晃一枪，以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浑身是嘴，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

　　我很卑鄙，终于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悄悄地装好一千元，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腐败记录。这次腐败，使我早已失衡的心理平衡了许多，但也成为以后久久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发觉所选项目上当受骗，实体经营举步维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甚。有一则顺口溜，在老百姓之中广泛流传，虽然极端，然可见一斑：“××广场朝北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全部拉出去法办，保险没有冤假案。”但自己受教育多年，传统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每每想起此事，夜不能寝，良心备受煎熬。由此想见，共和国的蛀虫们虽然表面华衣美食，风光无限，晚上脱衣上床，夜深人静，突闻警笛之声，亦会惊恐不安，难睡安稳之觉。

　　北京归来，局长破例礼贤下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请我们到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重庆火锅城狠涮了一顿，算为我们接风洗尘，也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技术已经到手，寻找厂房，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投入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而通达实业总公司账面上仍然没有分文。印刷厂的借款已经到期，曾上门多次催要，倘若工业局不是其主管上级机关，有厂长、书记的任免权，早就拍桌子掀板凳地翻脸了。工业局机关亦自顾不暇，已经好几个月未发工资了，依靠局里投资看来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心急如焚，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好几万元购买的技术，一天天变成揩屁股的废纸。于是，我们分头联系了几家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把眼镜擦得一尘不染，听说工业局也办实体，先乐了：

“银行也是企业，并非慈善机构，拿响当当的现大洋打水漂漂？”

　　工业局作为县办工业的管理部门，经常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企业日子不好过，借贷的款项常常无法按时偿还，工业局也失去了信誉。如今自己伸手向银行借贷，银行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先把企业的贷款还清了再说。”贷款便打了折扣，要么声称没有信贷规模，一推六二五；要么要求质押，押一贷一——总不能再让企业为你的贷款提供担保吧！




　　工业局盖起新居之后，就搬迁到了北院，南院成为闲置资产。兴办实体时，把南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给通达公司，成为实体办公的所在。我们曾经设想以南院办公楼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南院的房地产产权不全归属工业局，工业局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南院原为工交政治部办公楼，后来工业、交通分家，成立大经委与交通局，办公楼也以楼梯为界，劈为两半，再后来大经委又分出计经委、乡镇企业局、二轻工业局，计经委只占楼产的四分之一；交通局又设立了交通运输管理站、公路管理站、交通派出所、筑路工程队等。所以在长安县，除了县政府大院，南院的招牌最多，是真正的大杂院。办公楼是国有资产，当初还没有房产意识，未办理过房产登记手续。即使要办，房产局也不可能给上无天下无地的四分之一国有资产办理产权，必须协调其他六家单位，而且费用不菲。长安人杰地灵，缺少土特产，却盛产能人，人们一个比一个能行，一个比一个伟大，互不服气，而又唯恐别人胜过自己，于是办事互相推诿扯皮，设卡子，使绊子，窝里斗。如今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毫无办法。副局长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着急，‘一镢头挖个井是敞口子。’事情得一步一步来，我们先解决厂房问题。”

　　前文说过，计经委的前身，是长安县工交政治部，在申店，与第二造纸厂相邻，有所工交技术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大部分校舍被第二造纸厂职工占用，当成了家属院和职工宿舍，尚有几间空余的房子，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经请示局长，便把这几间破败的教室作为厂房。

　　仿瓷涂料属化工产品，散发刺激气味儿，且有毒、易燃、易爆。为了安全、规范，防患于未然，我们对房屋进行了简单地修缮之后，需要砌起围墙将厂区与家属区分割开来。围墙刚刚砌起，第二造纸厂便出面阻拦，一言不和，第二造纸厂以大欺小，以众凌寡，动用保卫科的二杆子，不要命的主儿，掀倒了围墙，声言计经委领导当初看他们亲肠，是牛牛娃，长得心疼，把工交技校白白送给了他们。

　　我们提出要看文件，他们不能出具，蛮不讲理，耍起了无赖：

　　“你算老几，凭什么看？”一句话顶了回来。

　　此事闹到了工业局，局领导几经易人，哪个还说得清。翻阅当初的档案，找不到相关文件，事情僵持不下。后来，多亏副局长从中斡旋，工业局党委为此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确认：当初工交技校公产是托付给第二造纸厂代管，第二造纸厂经营困难，用做职工宿舍也在情理之中，但产权仍归工业局所有。第二造纸厂、通达实业总公司都是工业局的下属集体单位，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两家企业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共谋发展。

　　讨得“尚方宝剑”，厂房的改造，围墙的圈建才得以继续。第二造纸厂对此很不舒服，敌意颇大，为了避免矛盾，接动力电时，我们舍弃了较近的第二造纸厂，而是穿过另一单位，选择了比较远的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免得第二造纸厂某些人耍小心眼儿，在关键时候停水断电。

　　按照与“博大”的合同，对方有义务帮助我们购置设备，每套价格为两万六千元。当初我们担心挨宰，多长了一个心眼，让秦××绘制了图纸，据初步估算：倘机械加工部分在当地解决，运费不用计算，每套设备配置起来约需一万五千元，我们计划购置两套设备，仅此一项节约资金两万余元。于是我们决定，凡能在当地添置的设备，宁可多花些工夫，尽量就近解决，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配件，再请“博大”帮忙。

　　情况似乎有了转机。

　　先是中国银行长安县支行同意贷款五万，但银行方面信不过工业局，于是副局长以自己个人的房产证作了抵押。因为县印刷厂多次催要借款无果，言辞已愈来愈不堪入耳了。

　　“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受气划不来。”副局长说。

　　归还了印刷厂的借款，报销了我们几个人的差旅费，全部是实报实销，我们很自觉，无发票的不报账，困难时期，大家都没有出差补贴。交付了前期费用，五万元剩下不足两万，要启动企业还差一大截子。

　　经多方奔走，县财政局终于同意借款十万给通达公司，条件是，第一，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担保，工业局不能作数；第二，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第三，企业产生的利润与他们均分。条件尽管苛刻，但我们急需资金，副局长说：

　　“管他呢，钱到手再说。”

　　十万元到账，先归还了银行贷款及利息，将个人的手抽利落，剩下了六万多。利用这仅有的资金，秦××负责机械设备的加工、安装、调试，我又出了一趟差，采购回原材料，依照“博大”提供的技术，夜以继日，生产出两吨多产品。

xug

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是渺小的，如东南亚的地震与海啸，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十多个国家亦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海水吞噬鲜活的生命。同样，在经济大潮中，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人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风飘摇。

　　俗话说：“骑着马，才能赶马。”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终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根据中国以往的体验，政策就是一阵风。刮“分流”风时，我们十几个人被工业局机关分流了，可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又陆续回流了。上面的政策也是如此，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党政机关一窝蜂，全民动手，大办企业，“经理”“老板”成为最时髦的称谓，传说某地发生车祸，十人受伤，其中有九位是经理，一位是老板。到1993年，忽然急刹车，又实行政企分开，党政机关不允许再办企业，已经办的，要求脱钩。好像拔河比赛，一方拼命使劲，另一方猛一松手，使劲的一方用力过猛，收手不住，摔了一个大跟头。

　　折腾了一阵子，一无所有的我们，在创业中举步维艰。这时，副局长退居二线，成为调研员，当初一道下海的，有的到了年龄，功成名就，光荣退休，领上了养老金；有的淘金不成，又重新返回机关捧金饭碗去了。最后，商海中仅剩下我与另一位上了年纪却未到退休年龄，最主要是缺乏根基的妇女。那位妇女曾三番五次找工业局领导，要求重回机关，甚至搬动了时任副县长的老上级说情，但均被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于我面皮很薄，很清楚自己姓甚名谁，排行老几，也没有后台可以挪用，从未屁颠儿屁颠儿地找过领导，免得癞蛤蟆跳门槛——自讨没趣，划不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下海，就一定要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学会游泳，绝不能被海浪所吞噬，或者稍遇挫折，如丧家之犬，摇尾乞怜。我经常这般勉励自己。

　　试生产成功后，马上面临着在市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取得产品合格证，注册商标，打开销路，投入批量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环节哪一个不需要钱？我们仅有的资金也已经弹尽粮绝。副局长在领导岗位上时已经很难弄到资金，何况成为调研员，只剩下了调查研究的权利。我与秦××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学校毕业不久，社会交往有限，对于资金，更是无能为力。权宜之计，只能先不搞产品质量认证，私下里跑跑销路，待资金回笼，再作进一步打算，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包装桶上光秃秃的一片，既没有商标，又没有合格证，还没有厂名厂址，典型的“三无”产品，进不了商店柜台，进不了超市货架，要打开销路，谈何容易。

　　开始，我们依托熟人、朋友关系，打听哪儿搞建筑，哪辆汽车需要喷漆，哪儿门窗桌椅需要翻新，便逐一上门推销，对方不懂施工工艺，就亲自示范，帮人家施工。一个夏日的晚上，为了解决白天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关掉风扇，门窗紧闭，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反复实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人们发现我晕倒在实验室里，急送医院，结果是摄入过量有害气体而中毒。

　　那时，装饰装潢刚刚兴起。由于施工的需要，我们组建了装潢工程队。从单一的油漆涂料施工向装饰装潢一体化发展。可惜的是，刚开始我们半路出家，不懂装饰技术，边干边学，技术上过分依赖他人，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技术队伍。活路又少，留不住人，职工队伍很不稳定，往往联系到一部分活路，招一帮人，待活路干完，便又得解散。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既要组织，又要管技术，有时还得顶人干活，首尾难以兼顾，在施工质量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没有迅速发展起来。

　　我们曾给某饭店翻新浴盆，效果不错。其副总经理后来调任省某管理局招待所任所长，他千方百计找到我们，让我们将招待所几百个浴盆全部翻新，还有后续工程。我们很兴奋，遂夜以继日，抓紧施工，无奈干活工人较多，技术良莠不齐，我一个人又不能逐个手把手地指导。活干到一半，检查时发现，有的浴盆质量不错，有的却有些粗糙，便赶紧返工，可还是耽误了一次会议接待。国有单位的人和事很复杂，一路神仙孝敬不到，就要找你的麻烦。有人借此控告所长，说所长收受了我们的贿赂，与我们同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所长刚到招待所，根基不稳，有口难辩，与我等又非沾亲带故，为避免没吃羊肉反惹一身膻，自然，后续工程也就泡了汤。

　　涉足装潢于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学校所学，与之一点边都沾不上，我得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地去学习、积累。于是我就常找刘××，即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位同学，他从事建筑设计，与装饰装潢比较接近，我常请教于他。他曾给我们出主意，产品必须取得省、部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认证，最好能想些办法，做点工作，使产品能够获奖。这样，通过设计院，像医药代表在医院推销药品一样，把产品直接设计到施工图纸之中，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不愁没销路。的确，设计院的图纸对于施工单位而言，如同医生的处方对于病人一样别无选择。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但苦于没有资金付诸实施。

十个指头伸出都有长有短，何况手工作业。再完美的工程都存在瑕疵和美中不足，遇到懂道理的甲方，一切倒还罢了，倘若遇见难缠之人，本来就没打算给你钱，完工之后，吹毛求疵，借此想白米二斗半。可悲的是，经济愈发展，人民币愈难挣，这种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逐年增加。党和政府下大力气，不断加强清欠民工工资的力度便是明证。

　　1994年夏，一位大老板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一带西（安）——铜(川)一级公路旁，投


资百万，修建加油站，放着西安那么多的装潢公司不找，偏偏舍近求远，南辕北辙地找到了我们，合同签订后，我组织了八人施工。韦曲与张家堡在西安市的南郊与北郊，相距十五公里，我不可能放下家里的一大摊子事情，整日守在工地，就指派了临时负责人，管理工地，与老板沟通。十多天工期，非常顺利，未起任何摩擦，完工后我去结算，老板却笑里藏刀，从旮旯拐角找出一点小毛病，要求全部返工，否则工程款拒付，一副无赖的架势暴露无遗。本想与之理论，必要时诉诸法律。然而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派出所都让他三分。他建设加油站时根本就没有预算工资，连搞建筑的几十个四川民工都担心挨揍不敢讨要工钱，更何况势单力薄的我们呢？

　　与之类似的还有长安县一家建筑公司，在建设某温泉大厦时，我们作为协作单位，负责装修工程，与建筑单位交叉施工。工程干干停停，我们要求做完一段验收一段，他们则坚持工程完结一次验收，还要宴请甲方及质量检验部门。在狼多肉少的年代，我们不敢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为了防止损坏，采取折中的办法，完成一间房子便锁住一间房门，单锁子就用了几十把。工程断断续续，拖了一年有余，后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锁住的房门大都被撬开，房间里住满了民工，生火做饭，洗澡取暖，烟熏水泡，损坏了不少。建筑公司要求我们予以修复，却不追加费用，双方争执不下，工程款便被扣了下来。

　　后来，建筑公司经理找到了我，说城里有一位省政府副秘书长，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很有活动能力，想拉拉关系，让我们免费予以装修房子，装修完结一次性结清工程款。

　　我挺讨厌这个凭借手中职权吃拿卡要、作威作福的陕北佬，但是看在工程款在人家手里攥着的分上，强按怒火，勉为其难，糊弄了某副秘书长。再去建筑公司结算，账是算了，可钱却没有，催要紧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建筑公司老板如此说。

　　如此一拖便是几年，后来亏人太多，建筑公司终于资不抵债，难以为继，宣布解散了，工程款也过了诉讼时效，成为无头债，呆账、死账。

　　秦××有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但瑜不掩瑕，缺点与毛病也不少，尤其懒散。那时，他租住在农民家里，又没有电话，几次有事，找他不着，待我骑着自行车，找上门去，却躺在家里呼呼大睡。渐渐地，副局长与我对他都失去了信心。

　　1992年，长安宾馆改为县委、县政府的招待所。修缮时，我们承揽了部分工程。适时，我刚好要到新疆出差，将财务交于副局长代管。我的意思是，副局长老成持重，处事公道正派，又是我等的上级，交与他不无不妥。而事实上，账面上根本无钱，就是公章与票据。可秦××不这么看，他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可犯了嘀咕：

　　“当初许诺委以重任，现在一个破账目都不让插手，再努力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遂打起了肚皮官司，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

　　长期与人打交道，谁的屁股一撅，就知要拉什么屎，他的那点小九九我还看不出来？我当时要与他谈心，被副局长拦住：

　　“甭管他，看他还能怎么样？”

　　秦××负责企业经营与装饰工程，借口工作忙，很长时间不报账，也不来单位上班，副局长连他的人影都见不着。致使我们在新疆联系的业务，长安方面的后续工作迟迟跟不上，多次贻误战机，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被人看作不讲信义之辈，最后无功而返。长安宾馆很有利润空间的工程，也弄得很不理想，几乎没有利润。

　　有一位朋友姓李，比我年长，其妻哥为某大学教授，教给他一个化工配方，他与人合作，开办了一家公司，专搞锅炉除垢清洗，挂靠在劳动局职工培训学校。不知何时，他又从何处购买了一套化学合成地板砖的新技术，当时在全国到处跑，进行倒卖技术的活动。

　　征得副局长的同意，我将仿瓷涂料的相关资料也交给了他。1993年八九月间，他去新疆，通过亲戚介绍，结识了新疆一家企业老板，该老板对仿瓷涂料很感兴趣。于是，我与姓李的朋友，于当年10月份，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过艰苦谈判，成功地转让了一家技术。因为朋友介绍，转让费压得很低，并保证售后服务。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全国企业都一样，新疆的厂家也很困难，转让费迟迟拿不到手，我与老李无奈只得在新疆盘桓多日。

　　新疆的秋季很短，刚进入10月中旬，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一股寒流过来，竟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如人生一般，最灿烂、快乐的日子往往又是非常短暂的，来不及享受，在不经意间就会从指间偷偷溜走，悄无声息的。接下来便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了。

　　幼时听人讲故事，在极北荒蛮之地，天冷时撒尿，尿液会冻成晶莹的抛物线，因此必须一边撒尿一边用木棍儿不停地敲打，否则抛物线不断延长，会将撒尿者顶个四仰八叉；人要开口说话，上下唇冻在一起，口不能言，急用手去抠，不料手也立即冻在嘴上，成为罗丹刀下“沉思者”的雕塑。

新疆的气候当然没有如此悬乎，但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却很常见，而且，风大得出奇，


前段时间，电视还报道某地小学生，为防止上学途中被狂风卷走，不得不在书包里放置十多公斤的石头，以增加体重。在阿拉山口，通常在大树上拴起钢丝绳，人们为了安全起见缘绳通过。

　　讨不来转让费，回家无法交代，我就在厂办公室支起一张简易的小床，作为临时寓所，准备打持久战了。当地人烤火炉，烧火墙，可铺盖单薄，外乡人很不习惯。我不会生炉子，炉火老灭，半夜便被冻醒，于是晚上常常和衣而眠。记得有一次，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怕冷，专门买了空调车票，也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在空旷的戈壁滩上，汽车跑得飞快，可空调怎么也热不起来，只得中途下车，购买几个一次性打火机烤手取暖。不料，傍晚时分，车行至天山，却出了故障，停在了半山腰。寒风透过窗缝，拼命地往里挤，车厢如同冰窖一般，亏得司乘人员也冻得受不了，联系到一家脏兮兮的小旅店，几十个人挤到一起方可御寒。

　　在新疆，我等外乡之人一律被称之为“盲流”，如同大都市里的农民工，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既脏且累的力气活，创造着大都市的物质文明，反过来又被城里人瞧不起，冠之以“乡巴佬”“农二哥”的称号。有位陕西宝鸡来新疆的务工人员——“盲流”小何，他承揽油漆、涂料活路，在那里已经七八年了，手艺精湛，为人厚道，小有名气。新疆的厂家生产出仿瓷涂料后，即有人要求施工，工人们担心做不好，不敢应承。厂长说：

　　“去找小何吧。”

　　“那个盲流？”工人问。

　　在新疆等待转让费期间，我与老李冒着严寒，多次往返于焉耆、库尔勒、乌鲁木齐、石河子之间，陆续联系到几家乐意接受我们技术的单位与个人，遗憾的是，我身在外地，千里迢迢，对长安方面鞭长莫及，后续工作跟不上，签订的合同不能按时实施，说话如同放屁，引起对方不满，最后只能作罢。

　　“蓝田靠祖先，临潼靠陵园，高陵靠鸡蛋,户县靠床板，周至靠猪圈，长安靠大谝。”大西北闭塞、落后，人们如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当东南沿海的经济已经如丸走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具有强大科技优势的陕西，一边炫耀祖上如何辉煌，一边蜗行牛步，老牛破车，迈着“八”字步，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最初我们涉足装潢业，相当一部分人不知装饰装潢为何物，活路基本集中在一些宾馆、饭店等高档娱乐场合，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因而投入的前期费用较多，许多单位的领导、经办人员明目张胆索要回扣、好处，而且一个比一个胃口大，工程队往往还未拿到一分钱，更未赚到一文钱，先要给建设单位的头目上贡。工程完结之后，工程款却迟迟不能到位，又得烧香拜佛，令人头痛不已。

　　1996年，某局装修办公楼，合同是与办公室主任签的。工程开始不久，局长暗示我们，他家里有一点活路，让我们帮忙给收拾一下。因办公楼还在办公，工期很紧，我们当时实在抽不出人手，因而晚去了几天。局长很不悦，说不必了，活他另外请人干。待结账时，局长一支笔管财务，总结不了，催得紧了，竟说他没让干活，与谁签合同找谁去，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把人的嘴都能气歪，肺都能气炸。此事拖了一年有余，后来办公室主任给我们点窍过招，说堂堂一局之长喜爱小便宜。于是那年春节，我们便备下礼品，登门拜访，局长方签了字，答应付款，但账面却没有钱。长安地区人穷讲究大，讲究好事成双，送礼要送双份。就这一次礼，花了近八百元，工程款还未结到手里。后来该局长亏人多了，触犯了众怒，被免了官职，临近退休调到某委办当了跑腿的小干事，官丢得一点影子都没有了，也算是苍天有眼。来了新领导，看着我们也不容易，起了怜悯之心，才分期分批，逐渐付清。

　　相对于单位，家庭装修反倒容易一些，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依照常理，私人积攒几个银钱不容易，工作大半辈子购了房，再搞装修，应该比单位活路难干，但私人重视价格与质量，不索要回扣，不必考虑国有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心一意将活干好就行，这可能也算中国特色之一吧。

　　1996年，形势突变，中央提倡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禁建楼堂馆所。表现在地方，不再允许装饰豪华办公场所，因而，单位的活路少了许多。如鸡鸭一样，没有尿路，总有排泄的地方，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人们旺盛的精力无处宣泄，于是，歌舞厅、夜总会又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兴起。1998年下半年，色情伺陪活动受到明令禁止，“三陪”小姐又转入酒楼、美容美发、桑拿、浴足堂等更加隐秘的所在，所有这些恰恰为装饰装潢业提供了不少商机。

　　社会主义中国，胆敢从事卖笑行业的老板均非泛泛之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他们大多与黑恶势力、治安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他们，我们惹不起还躲得起，一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装饰行业中来，挣钱不挣钱，图个消停安宁。

有位木工叫张亚民，大山旮旯里的大能人，早年读过“五七”大学，戏谑为大学文化程度，把文字差不多忘光了，木匠的手艺却很不赖，号称“赛鲁班”，与我在某工地认识，我们取长补短，惺惺相惜，为了各自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从此，我们共同联系活路，我搞设计，预、决算，他在工地领工，利益均分，精诚合作几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西安装潢市场，应该说我的起步是比较早的，但为什么始终是小打小闹，最终没有发


展起来，我想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从小死读书，读死书，不会活学活用，触类旁通，对工程知识知之甚少，本来从未打算涉猎，无奈下海办实业，仿瓷涂料销售困难，硬逼到这一步，边干边学，技术基础薄弱，栽的跟头多。

　　第二，建筑装潢市场弱肉强食，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我一个文弱书生，无法与一些地痞流氓较一日之短长。一次承包一家单位的工程，签订合同，刚进入工地，却被当地一个无赖阻挡，硬说工程占了他们村的地，按照惯例，应由他们承包以作补偿。我们只能二包或给他们交纳保护费，否则不能开工。如今，建筑装潢业许多大老板均与黑恶势力联系密切就是明证。

　　第三，下海之初，玩的便是空手道。以空手套白狼，势单力薄，背后缺少有力的支持。倘若如工业局起初承诺的那样，给予一定的投资，当时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开始就高薪聘用贤能，向正规化发展，可能到今天，也是另一番景象。

　　第四，我出身农家，从小过惯了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小农意识强，书生意气浓，自命清高，不会来事，对于社会上请客送礼、阿谀奉承、行贿受贿之事深恶痛绝，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的工程队最终没有形成气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有许多农民工就是从我这儿学到了一点点装潢技能，至今依然活跃在西安各劳务市场，成为装修游击队，挣得一些苦累钱以贴补家用，也成为市容、城管等部门取缔、处罚的对象。今后若有机会，我想写一写他们的生活，其中有许多逗人的东西，令人捧腹叫绝。

　　随着对仿瓷涂料的深入了解，我逐渐发现了其中的许多弊端，譬如原料分散，不易集中采购；造价昂贵，非一般家庭、单位乐意接受；气味刺鼻，对人体有害，且施工工艺复杂，不易推广；属于小化工，对环境有一定污染，是国家明令关、停、并、转的对象。

　　大凡一个成熟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当时，全国生产仿瓷涂料的厂家，少说也有几十家，可过不了多久，就纷纷关门停产，销声匿迹了，几年之后，甚至连仿瓷涂料这个名称似乎也在人间蒸发一样。后来听说，所谓的“清华技术”、“国内首创”、“世界领先”等等，其实只不过是某些人从安徽某个体户手中买来，挂靠在清华某下属公司的名下，借着“清华大学”这块金字招牌，招摇撞骗。就如同当初的牛蛙养殖，肉蝎繁殖，杜仲种植，玉米制糖一样，一度曾席卷神州大地，创造出无数的神话，演绎出种种传奇。然而，再绚丽多彩的泡沫毕竟是用肥皂水吹出来的，转瞬就要消失，甚至在阳光的照射下，连一滴水珠也不曾留下。不错，有些人的腰包是鼓了起来，造就了些许款爷，达到了小康水平，可给国家和许多善良的人们平添了几多损失。

　　回头再来看看张厂长，几年未见，我不知道他如今在干什么。“博大”是否依然“博大”，夏利又该换作“宝马”、“奔驰”了吧！我猜想，换成桑塔纳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发现京城街头的出租车已经历了由面的到夏利到桑塔纳的变迁了，但愿只是瞎猜，张厂长是款爷，不是的哥。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爱情之花要常开不谢就必须用金钱的雨露不断浇灌。一位哲人说过：“幸福的家庭基本相同，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事业上的挫折与婚姻的不幸总是相伴相随的，这几乎是一条规律。这年头，笑贫不笑娼，人人都想过舒服日子，各有各的门路，有人靠老子升官发财，软玉温香抱满怀；有人靠一副漂亮的脸蛋嫁老外，做二奶，下贱点儿的去歌厅酒楼为婊子、当妓女，说穿了，还不都一样，为了钞票。纯真的爱情只能到言情小说中去寻找，人世间毕竟同富贵者多如牛毛，而能共患难者却凤毛麟角。




　　在爱情方面，我属于那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人，至今我已年届四十，而孩子却刚刚七岁。

　　中学时代，内心就萌发朦朦胧胧的憧憬。那时，我学习好，一俊遮百丑，是学校里的佼佼者，女同学时不时地投来羡慕抑或爱慕的目光，也曾怦然心动，但由于家境贫寒，连肚子也填不饱，急于跳出农门，哪里还敢有什么奢想。于是，我强按住青春的躁动，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大学，起初看见城市青年在大街之上公然勾肩搭背，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我竟面红耳赤，仿佛自己干了什么苟且之事，心中惴惴不安。

　　同村的一位女孩与我青梅竹马。她出身不好，父亲曾加入“一贯道”，哥哥参加“反革命纠合集团”，典型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阶级斗争年代，一次在学校召开批斗大会，将她父亲、哥哥拉上主席台，弯腰耷手，老实交代，贫协主席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血泪控诉。末了，五花大绑，宣布逮捕，人群落井下石，“打倒×××”的呼声震天动地，她的眼泪就如同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那时年幼，我心软，又坐在她的旁边，看她可怜，虽然也高举拳头，但却装模作样，呼不出来口号，她遂对我产生好感，有事无事，总喜欢和我在一起。

　　后来，她父兄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平反，她成为贫下中农子女，我们的来往愈加密切。升入初中时，我考取了重点中学，跑到十几里之外读书，礼拜天回家取干粮，她总借口向我请教问题，老爱往我家跑。高中时我们又在同一所学校，经常见面，那时以学业为重，虽然早已是心有灵犀，但中间的那道窗户纸，谁都始终未曾捅破。高中毕业，我考入北大，她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的师训班。在村民的眼里，我俩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那年，我赴京读书，她背过熟人，偷偷地送我到火车站，“执手相看泪眼”，几次欲言又止。火车徐徐启动，加速，她跟着后面奔跑、追赶，直到在天际变成一个黑点。到了大学，我们经常通信，谈理想，谈抱负，设想以后美丽的人生。后来，一位屡试不第的老范进，如《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怀着自己得不到宁可毁掉的心态，从中作梗，使我们之间产生误会，渐渐疏远，终于中断了来往。我大学尚未毕业，她为了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勉为其难地嫁作他人妇。回乡之后，我们经常谋面，事隔多年，都已有家有室，携家带口，为人父人母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偶尔触及我们当初的情感，彼此仍然唏嘘不已。

　　还有一位同学，后来考入兰州大学英语系，她与我同窗六年，对我心仪已久。进入大学后，鸿雁传书，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探讨人生，慢慢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那段时日，我正在山西吕梁进行方言调查，每日期盼着远方的来信，倾诉相思之情，相爱之苦，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尽享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后来终于因为家庭的变故，劳燕分飞，未能走到一起。

　　在长安这个小地方，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门户之见非常盛行，人们很讲究实际。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订婚时女方要“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我的一位堂兄，旧社会时其父为伪保长，有钱有势，妻妾成群，良田百顷，家财万贯，是难得的殷实人家。然而谁能料到，“穷不过三代，富亦过不了三代”，人生在世，充满了风险与变数。解放后，消灭了剥削，没收了家产，从此家道中落。堂兄“回搭”时，答应女方的“三转一响”就是因为没钱无法兑现，只能眼睁睁看着娶到家门口的媳妇嫁作他人的婆娘，以后他的年龄愈拖愈大，终于成为老大难问题，时至今日，年过半百仍然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来这一辈子命中注定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搁了，这一门根苗从此就要断子绝孙，提根拔苗了，你看危险不危险？到了我们这一代，生活水平提高了，“三转一响”变成了“四子”，即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这几个条件，对于我这个出身农家、刚跨出校门的“第一代商品粮”来说，不是逼良为娼，非得去偷金库、抢银行不成吗？

　　长安是个农业大县，农民多，居民少。一般居民家庭嫁女不嫁“第一代商品粮”，意思是农村贫穷落后，刚从农村出来，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亲戚、朋友多，花钱多，麻烦事亦多。而作为我，由于城乡差别，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不愿意再与农村扯上新的亲戚关系，以免贻祸子孙，遭后代埋怨唾骂。

　　刚回长安时，我的去向是城建局，油花花单位，旱涝保收。还未上班，村长就将在某局机关工作的一位中专毕业生介绍给我，双方接触了几次，很谈得来，愿意继续交往。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故，分到了计经委，中专生就不高兴，认为单位不怎么样。再后来得悉，我还是计经委的借调人员，关系在企业，就断了来往。以后热心人还介绍过几位，均因同样的原因，都不了了之。就连计经委下属企业的一个工人也照样瞧不起企业，见我的关系久调不到机关，担心两人都在企业，朝不保夕，以后企业垮台生活没有着落，宁可嫁给一位机关的工勤人员，也不愿嫁给我这个关系在企业的正式国家干部。

然而，认识她，纯属偶然，也是个例外。

　　1992年初，我还在计经委党委办公室上班，兼管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的一位女工，曾经管理过该厂的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已经调到了单身宿舍楼当管理员，其条件在模棱两可之间，为了职称评定，她多次找我通融。我以为，政工职称不像经济、技术序列，须得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与资历，况且不与工资挂钩，本来就是党和政府


为了稳定企业而采取的一种平衡措施，就本着与人为善的思想，评定了其初级职称。其人感恩图报，将该厂子弟介绍给我，不想竟成为一段孽缘。

　　我们认识时，她刚高中勉强毕业，升学无望，待业在家。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蛋，梳着一对羊角辫，一副清纯可人的模样，不嫌弃我这个“第一代商品粮”，我便有了好感。那时，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形势严峻，其父母是普通工人，没有别的门路，海红轴承厂为了照顾职工子弟，内部招工，她便进了厂劳动服务公司，做了一名集体所有制工人。

　　我们见了一面，彼此感觉不错，就延续了来往。我本性诚实，不忍心蒙人骗人，在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告诉她我自己的企业身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未主动找我，我去找她，也以种种理由推托，如此这般，渐渐地中断了来往。

　　不久，我随副局长下海办实体，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个人小事，此事就慢慢淡忘了，热心人也开始给我物色别的对象。忽一日，她来找我借书，我惊愕：

　　“以往看见书本就头疼的人，是不是晚上失眠，怎么突然想起了读书？”

　　惊愕归惊愕，书还是求之不得地借了，如此多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刘再复……两三天一本，除了专业书籍，我都懒得去动，凡是能够瞧得上眼的逐个翻了个遍。

　　我问她有什么心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读不懂。

　　后来，她说感到自己知识很贫乏，想利用业余时间去西安某夜大学学习《英语》、《公共关系学》，晚上独自一个人骑自行车害怕遇见坏蛋，希望我能陪伴她。我暗自高兴，却想吊吊胃口，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因为企业里确实很忙，但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二往的便加深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见过双方父母亲属，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去新疆出差，原以为很快就回来，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婚事就搁置起来。

　　我从新疆归来，已逼近年关。过完年，其父邀请副局长保媒，从老家请来了我的父亲，在饭店预定了酒席，双方的父母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婚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正要确定吉日，新疆的厂家来陕回访，不得已，又延误了不少时日。

　　到了五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转眼即到五黄六月，确实不能再耽搁了。我觉得自己“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一样都不具备而能得此淑女，已经心满意足，不能太过委屈了她，于是由着她的性子，大操大办，金银首饰一样不少，进口家电一应俱全。其时，我手头仅有一万余元，家里也帮不上忙，一时间打躬作揖，求神拜佛，债台高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心想，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谁都有个虚荣心，且由着她，只要两人幸福美满，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94年是她的本命年，按照习俗，本命年勒红腰带辟邪，不论婚嫁，但我已二十八周岁，一眨眼就到了而立之年，确实不能再耽搁了。为此，一向不信神不信鬼的她的父亲，破例前往西安八仙庵求签问卦，求破解之法，选择黄道吉日。

　　其间我们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去西安购物，已经大包小包买了六千多块钱的衣物，我实在提不动了，要不是怕人笑话，差点儿雇个挑夫帮我扛行李。最后她又相中一件旗袍，商家眼睛有水，一看就知道是个冤大头、挨宰的主儿，索价一千八百元，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二百六十元，况且当时腰包只剩下不足一千元，就劝她别买，反正到时候只穿一天，结婚时租赁一件礼服也是一样。可她死活不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拗不过她，掏完了身上仅有的九百五十元，商家才照顾情绪似的优惠给我们。那件旗袍就结婚当日穿过一天，以后再没有沾过身，太鲜艳了，扎眼，花大姐似的，谁穿？

　　依照阴阳大师的推算，五月二十八是我们大喜的日子。那天副局长亲自主婚，全局职工过来操持，所有亲朋都来道贺，好不风光，好不排场！婚宴上局长勉励我们：

　　“干好国家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也许局长口中有毒，日后竟成反语，国家的事干得丢掉了饭碗，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孤家寡人，极具讽刺意味。

　　我白白把书念了许多，思想一点也不开化。在骨子里，我的封建意识很浓，新婚之夜，我发觉她已不是处女，嘴上傻瓜似的装作不知，心里便起了鸡皮疙瘩。此前，我有多次偷尝禁果的机会，如儿时吃葡萄，先拣最绿的、最小的吃，把最红的、最鲜的留到最后，这样，越吃越甜，越吃越有希望。总想将最神秘最宝贵最美好的留给洞房花烛夜，未曾想却拱手让与他人，心中有种被贼偷、被人欺骗的感觉，别提有多么难受。

xug

一夜未眠。

　　我是个伪君子，第二天回门，打起精神，强作欢颜，极力掩饰内心的委屈与不满，努力装出幸福美满的样子，口是心非地接受众人的恭贺与祝福，其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满肚子的委屈无处倾诉。一天提不起精神，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临告辞，岳父取出一千元，交给他女儿：




　　“你们刚组建新家，花费很大，这些钱拿着补贴家用。”

　　好男不争家当，好女不要嫁妆，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我的个性，从不无功受禄，轻易接受他人的怜悯与馈赠。但这次例外，不推托，便是默许。

　　亲朋好友都说了些祝贺我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的废话，包括岳父岳母。我想自己偌大年龄，娶妻不易，传将出去，惹人笑话。反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就不再多言。

　　“还是以大局为重，多往好处想，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自我安慰。

　　没有蜜月的如胶似漆，日子宁静而平淡。

　　完婚后三天，我去工地。倘在国家单位，像我这么大年龄成家，至少能休两星期的婚假，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不是我的事业心强，我也并非傻子、工作狂，也知道呆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坐着躺着，何等舒服。可是创业之初，事情千头万绪，都需要一一打理，前一段时间筹备婚礼，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再不抓紧弥补，于心何忍？

　　几天未去，工地上杂乱无章，半天理不出头绪，一会儿头昏脑涨。放在以往，街上随便吃点东西，点一支烟，冷静下来，慢慢打理。如今，心中有了牵挂，于是急急往回赶。待赶回家一看，冰锅冷灶！房间还如我早上走时一样，横七竖八，凌乱不堪。电视里响着烦人声音，妻子侧依在床上，说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她又说不必了，不要紧。我安慰了几句，就自己下厨，匆匆吃了，又赶往工地。晚上回来，黑灯瞎火，楼道中我喊了几嗓子，应了，原来在隔壁打麻将。我累了一天，也不想做饭，于是去食堂端了两碗水饺，胡乱吃下。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我的心凉了半截儿。

　　单身时，伙食搭在街道，“食堂即我家，厨师是娃他妈”。花钱多权且不论，龌龊，不滋润，腻味了。渴望小锅小灶，哪怕是粗米淡饭、缺盐少醋，两个人的世界，彼此对面而坐，边吃边聊，吃得干净卫生，吃得心情舒畅。这种小日子不知在梦中萦绕过多少次，万没想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家，竟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令人痛心的还在后面。

　　政企分开之后，机关停发了我等兴办实体人员的工资。这样，在没有一分钱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们被一脚踢开，与机关脱了钩。不久，色纸厂、复合肥厂相继停办，相关人员又回到了机关，秦××擦亮眼睛，看到实体举步艰难，前途渺茫，也一拍屁股，回了西安轴承厂，实体仅靠我与退居二线的调研员副局长勉力支撑。至此，工业局下海十余位人员之中，只有我一人还在海水中苦苦挣扎，其他人都陆续爬上了岸。

　　海红轴承厂直属机械工业部，是国营大型企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害怕超级大国的炸弹，钻进了大山深处，位于陕西勉县。20世纪80年代，苏联瓦解，世界呈现多元化趋势。为了迁出大山，海红轴承厂兼并了长安县农机修造厂，建立了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接受总厂与长安县计经委双重领导，以总厂为主，因管理正规，经济效益不错。工厂实行计件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位姓孟的工人努力工作，月工资可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妻子是磨工，精磨工序，实则磨洋工。婚假期满，她勉强去上班，可出工不出力，出勤不出活，有一个月竟然只领到七角二分钱工资，她未找工厂，工厂方面倒找上门来，话说得很不中听：

　　“占着机器不干活等于占着茅坑不拉屎！”

　　于是调整了她的工作岗位，让她拔除厂区的杂草，当闲杂人员看待。她从此长期不上班，呆在家里，以麻将为伴。她的父亲得悉了此事，好言相劝，并借机讨回了结婚时赠予的一千元现金。

　　孔圣人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好话当作耳旁风，好心看为驴肝肺。我也毫无办法，就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装作大人大量，不与妇道人家一般见识。

　　日子稀里糊涂地向前混着。一日归来，我意外地发现，太阳竟然从西边出来了，社会主义进入中级阶段，步入小康社会了。饭已做好，挺丰盛，还摆了酒，她坐在一旁，脸上荡漾着久违的满足与幸福。我以为她今天手气好，打牌“三归一”，大获全胜，心情不错，因此没有太在意。她却悄然告诉我，有了身孕，医生说要加强营养，多活动锻炼。以后“金盆洗手”，不打麻将了，要学习日本女人，相夫教子。我且惊且喜，摔了个跟头拣得一锭金元宝似的一蹦老高，真想奔走相告，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全世界，让世界上受苦受难的同胞分享我的快乐与幸福。继而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叮嘱她劳逸结合，注意休息，以愉悦的心情孕育小生命。

　　然而，绳子总从细微处断，愈金贵的东西愈容易损坏。不幸发生在两个月之后，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从外面归来，买了一大包东西，准备与未来的小生命，连同他的母亲，一家三口共庆中秋佳节。刚走进院子，邻居告诉我：

“你媳妇病了，在县医院。”

　　我二话没说，扔下东西，直奔医院。在住院部病房里，妻子挂着吊瓶，躺在床上，岳母已然在座。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大致明白了原委：那天她破例起了个大早，端着衣服，下楼洗衣，连日的妊娠反应已使身体相当虚弱，一不小心，踩空楼梯，滚落下来，腹痛不止，造成先兆性流产，已清过宫，现正在输液。




　　显示勤谨打碎盆盆，这是造化，就这样，一个仅有七十天的小生命，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甚至还没有成型，还没有胎音，一次偶然的意外迫使他不得不过早地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又悄然离去。

　　事已至此，多说也是枉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大人没事，就算苍天保佑。我自己给自己宽心，同时也安慰妻子与岳母。

　　留院观察了几天，已无大碍，必须回家慢慢静养将息。鉴于我早出晚归，无日无夜，又缺乏照顾病人的经验，岳母将她接回娘家悉心照料。

　　“早产甚于坐月子，女人月子里落下的毛病，一辈子也难以治愈。”岳母如是说。我不懂这些，就一切都依了她。

　　病愈归来，性情大变，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神神道道，喜怒无常，饭不做，衣不洗，又恢复到从前的模样。或上街闲逛、购物，乱买一气，或沉溺于牌局，稍不如意，摔碟子绊碗，弄得我惶惶不可终日。原以为时间是世间最好的医生，岁月会抹平这一切，失子之痛会渐渐淡忘，情绪就会稳定，就会和好如初。不料，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竟一发不可收拾。

　　结婚时，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我抹下脸皮子，求神告庙，债台高筑，其中借了他表哥五千元。“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婚后，耙耙没齿，匣匣更没底，实体经营步履艰难，我又被机关停发了工资，一直未能还上。那年入冬的一天晚上，家里没有暖气，我刚架好蜂窝煤炉子，她表嫂打来电话，催要借款，她接的电话，我答应明天想办法，她却命令：

　　“你现在就去！”

　　我解释说天色已晚，谁手头存放大量现金，不怕贼偷，还怕强盗抢呢!即使借，也得等到明天银行上班。

　　“跟着你就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她骂骂咧咧，不依不饶。

　　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女人掉眼泪；千不烦万不烦，最烦女人胡搅蛮缠。我不便发作，于是强按怒火，径直走到沙发跟前，点燃一支香烟，悠闲地坐下，不再理她。

　　她见我未接圣旨似的言听计从，竟敢把她的命令当成过眼云、耳旁风，顿时火冒三丈，顺手提起一壶冷水，劈头盖脸向我浇来。

　　我长她几岁，相识以来，一直小心呵护，疼爱有加，可谓“捧在手里怕捏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遑论大小事，总是忍着、让着，万想不到一时的绥靖政策，纵容到如此地步，竟蹬着鼻子上脸——无法无天了。这一壶冷水，浇灭了我对她的爱怜之情，我的心凉到冰点，多日来的屈辱、委屈瞬间迸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顺手一掌向她挥去。

　　其实我只想吓吓她，让她知难而退，不再胡搅蛮缠，并没有真正打她的意思。没想到这一巴掌捅了马蜂窝，她哭着、喊着、叫着、骂着，锅碗瓢盆一起向我砸来。

　　“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农村人讲话还是实在。我怒火中烧，哪里顾得了许多，一个箭步飞扑过去，将她摁倒在地，一顿胖揍。

　　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她招架不住，败下阵来，给她父亲挂了电话。其父赶来，将她领回娘家，一场世纪大战才宣告结束。

　　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可以有病。我活了大半辈子，庸庸碌碌，低三下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看似瘦削，病秧子，其实“倍儿”棒。二十多年来，从未跨进医院大门一步，从未有过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拉肚子之类的病痛，即使去冬泳，或者吃一碗肥肉，再喝一肚子凉水也不例外，真正的生冷不忌，百毒不侵，牲口一样的人物。

　　因为健康，所以很忙，事儿就多，很累。因为累，就渴望什么时候能让我在床上躺上三天三夜，即使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也心甘情愿。一次，我到医院看望朋友，眼瞅着那些吞云吐雾，嗑着瓜子，吃着香蕉，谝着闲传的病人们神仙一般的日子，我非常羡慕。他们什么事也不用干，什么心也不用操，对伺候他们的亲人颐指气使，指手画脚，要这要那，亲人们则像忠实的奴仆，唯唯诺诺小心伺候，毫不厌烦。我觉得他们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幸福无比，心想自己啥时候也能够躺在这儿，享几天清福，那该多么美好！也不枉来人世间一遭。

　　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工作上受挫，事业上失意，家庭的不幸，人生的无奈全聚拢在了一起，再加上这猝不及防、迎头浇下的冷水，我终于顶不住病倒了——面部神经麻痹，口眼歪斜。我的心情糟糕透顶，也懒得去医院，反正死不了，即使死掉也是一种解脱。于是不分昼夜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在这几天里，我想了许多许多。

　　不知口眼歪斜的我当时是如何地面目狰狞，神经末梢好像消失了一样，半边脸浑然无觉，不听使唤，吃流质食物或者喝水会从半边嘴中漏出；说话吐字不清，如小孩子一样把“放屁”说成“放气”；就连睡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睡着了却比别人醒着都清醒。

父亲严厉，一骂二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生性腼腆，言辞木讷。同大多数关中汉子一样，不习惯问候“你早、你好”之类的文明语，又觉得问“你吃了吗？”之类太俗，似乎人家经常受虐待，饿着肚子，于是遇见熟人莞尔一笑，便是最好的招呼。而那时的一笑，脸部的肌肉就会被斜斜地拉向一边，本意友好热情的笑颜忽然变成讽刺与挖苦的鬼脸，比四川绝技“变脸”更绝。听说这种病要看中医，喝毒蛇、蝎子、蜈蚣等毒物煎成的中药，以毒攻毒，再配合针灸，方能见效。可人们常说吃啥补啥，我担心自己喝了毒药，真的变得


“心如蛇蝎”，治好了脸，医坏了心，岂不更糟。再者我虽为中国人，对祖国医学却不怎么感冒。一是中医疗程长，见效慢，不如西医刀子、剪子，快刀斩乱麻来得干净利落；二是没有精密仪器，仅凭大夫望闻问切，倘大夫手感不好，视力欠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谬之大焉！我有一位同学刘英刘博士，在北京中医学院苦读八年，取得中医学硕士学位，却又改行到北大攻读古汉语博士，我曾问他对中医的感受，他笑而不答，显然怕露出马脚不敢面对。基于对中医的成见，我未看医生，自己揉着、捏着，竟然不治而愈，看来再过几年我自己也可以改行开个专科门诊了。

　　常言道：夫妻无隔夜之仇。童谣也唱：“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共吃一锅饭，晚上同枕一个枕头。”而我们却记仇了，而且是敌我矛盾，不共戴天。

　　在众人的劝说下，过了几天，我接她回家。在外人眼里，一切都成为昨天，风平浪静，和好如初了。事实上冷战时期刚刚开始，白天互不搭理，夜晚分床而眠，中间划定“三八线”，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进入数九寒天，天寒地冻，工地相继停工，我在家里的时日越来越多，四目相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常常默默无言，尴尬万分。

　　一日，她的朋友来，说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帮别人站柜台卖衣服，邀她同去，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未置可否，算作默许，心想出去走动走动，换换环境，岔岔心情，也未必就是坏事。

　　然而，果真成了坏事。

　　她妹妹在市保险公司当接线员，离她站柜台的地方不远，有时晚上回不来，就宿在那里，我也很放心。但是后来，回家的时日越来越少，甚至过春节亦未见，而我放在家里的现金往往不翼而飞。我以为她拿去还了其表哥的账，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我不以为意。

　　开春后的一天，我收到甲方一万元现金准备购料，刚放在家里两天，第三天去取，不见了踪影，因数额巨大，我不敢懈怠，急忙去找她表嫂，她表嫂说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她的面了，账是分文未还。我又打电话给她妹妹，她妹妹说几天都未上她那儿去了，听说与人合伙做服装生意去了广州。可半月后她回来，生意未做成，钱却花得精光，气得我当时更换了门锁。

　　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拉了一屁股烂账，好不容易成家立业，我想珍惜，并非不想和好，感情这东西勉强不得，强扭的瓜不甜，我也别无良策。在许多人，包括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多次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我对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回家好好过日子，既往不咎；要么好聚好散，干脆分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当我的孤家寡人——这种有老婆与光棍汉一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

　　她未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事情就一直拖着。然而，事不过三，我的忍耐也有极限，拖过将近一年，这样耗着，损人而不利己，到1996年4月，在财产归她，债务归我的条件下协议离婚，我又成为自由身，快乐的单身汉，哈哈！嗨嗨！啊哈哈哈哈……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刚打完麻将，而且输得精光。

　　今天上午，我刚到单位，屁股还未把椅子暖热，妻子打来电话，我姐来了，带着外甥，想在韦曲配副眼镜，让我帮忙选购。

　　外甥自幼体弱多病，姐姐担惊受怕，东奔西颠，求医问药，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如今


菩萨保佑，总算长成大小伙子，大学还未考，却又不慎成了近视眼，难道也要步舅舅之后尘，开家“眼镜肉店”？冲这，也得回去瞧瞧。

　　天雨路滑，出版社催稿子紧，中午本不打算回家，灶上随便吃点，打个盹儿，晚上好开夜车赶稿子。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不如变化，这不，全打乱了。

　　单位事不多，我们区志办公室主任老谭是个好人，脾性随和，乐善好施，小事看得开，有事无事，一帮人总喜欢来区志办，一边吸着老谭的“祝尔慷”香烟，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给沉闷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热闹，而想安静一会儿，读读书、写点文字可就着实不易了。

　　下午，雨下得更大，几位领导都不在，区志办又聚集了不少人。

　　多年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东西，脑子笨拙了，手也生疏了。为了省出时间读书学习，把这些年的损失夺回来，这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规矩，一律拒绝了老朋友——麻将，而不打麻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带钱——与老费一样“不赌钱我就玩”，铁公鸡一毛不拔，谁吃饱了撑的，邀你上场，只赚不赔的主儿？

　　今天恰好带着给外甥配眼镜余下的一百六十块钱。麻将桌子交往人，长期不打麻将，与同志们的关系都生疏了不少。

　　麻将曾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桩不幸的婚姻持续了两年，正是在这两年间，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从一个企业借调人员到创办实体而“分流”；政企脱钩，在绝大部分分流人员纷纷“回流”的时候，我又因创办实体表现突出而成为实体的骨干，最终被留在了实体；项目的失误与资金的匮乏又使实体陷入困顿，甚至连生活也失去了着落，加之家庭变故，婚姻不幸，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日子失去了奔头。我的心绪很坏，常常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日常起居亦失去规律。尤其面部神经麻痹，面目狰狞，我羞于见人，一段时间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只吃一顿饭，整日偎在床上，打开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心不在焉，全然不管电视的内容。脑子胡思乱想，浑浑噩噩之际，就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电视还开着，继续接着看，忘却了昼和夜。

　　当时是无线电视，接收的频道很少，时至午夜，电视节目便纷纷“再见”了，屏幕变成雪花点，声音变成烦人的噪音。不得已关掉电视，上床睡觉，失眠却不期而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怎么也无法入睡。刚开始还不当回事，以为睡得过多，将瞌睡透支了的缘故。时日久了，开始影响身体，整天头晕目眩，眼冒金星，食量大减，坐卧不宁。曾经梦寐以求的，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睡上三天三夜的愿望也成为毒虫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也曾尝试过多种方法企图改变这种情况，比如，熄了灯，躺在床上，心里开始默默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到“一千”；拣一本枯燥无味的哲学著作阅读；听一些歇斯底里的音乐等等，均无济于事。本想使用安眠药，一是怕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有损记忆力；二是自己多年来未吃过一粒药，看看能否把不用药的纪录保持五十年，如果能够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那么付出一点代价也是值得的。

　　一日夜深人静，照例辗转难眠。正在心猿意马之际，偶然听到不远处的洗牌搓牌之声，心想反正睡不着，躺着也是白躺，心慌意乱，活受罪，干脆不睡了。于是穿衣下床，循声而去。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有人输光了老本，“三缺一”，就候补进去，上了牌局。牛刀小试，运气出奇的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一会，门前就摞起厚厚的一叠钞票了。

　　毕业以后常打麻将，自从下海创办经济实体，工作忙碌，夜以继日，无暇再玩牌。这次与老朋友久别重逢，赌运奇佳，遂又重新上道。以后几年，心灰意懒，以赌为业，失眠症也不治而愈，这才真的体会到老朋友的可亲可敬可爱了。

　　将快乐赢于自己，把痛苦输给别人。每日睡到日上三竿，填饱肚子，就上了牌局，战至午夜，上床睡觉，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打麻将要有“三得”，即舍得、饿得、受得。

　　首先是舍得。麻将桌上的人民币不是金钱，是游戏的筹码，是废纸，花花绿绿的废纸，揩屁股都太硬，一点用处都没有，不必太在意、太认真。所谓胜不喜、败不馁，赢了，不要沾沾自喜，是在为别人存储，可能随时还给人家；输了，也不必垂头丧气，是暂时寄存在别人腰包，像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一样，也许还有利息，驴打滚儿的利，比央行调息后的利率高多了。人常说“牌打三十年，各拿各的钱”。大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食堂的小老板最实惠。平时给牌局送饭，哪怕量少一些，质差一点，众人一门心思放在麻将上，很难发觉。万一发现了，“你赢钱，我搞后勤服务还要怎么的，要不要报告公安局？”偶尔有人大胜，在牌友的怂恿下，就会做东，几个人来到食堂，叫几个凉菜，来几瓶啤酒，狠撮一顿，谁都不用领东家的人情。吃着喝着，议论着谁输了多少，谁又赢了多少，输的数目与赢的总数老也对不上账，最终食堂是总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