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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xug

《屠夫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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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2 08:2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其次是饿得。脾胃虚弱者上不得场子,倘若上了牌局,顾不得吃喝是常有的事。赢家怕一碗饭错过手气,兴牌打成背牌;输者则担心借口吃饭,牌局散了摊子,失去了翻本的机会。

  一位咸阳轻工业学院的教授,拥有几项发明专利,手头宽绰,大学课程也少,而他的牌瘾却大极。每个礼拜上完课,他就从咸阳匆匆赶来长安,饱餐一顿,备两条烟,掮一箱子矿


泉水便上了“战场”。可能苍天有眼,劫富济贫,也可能教书育人是教授,打麻将只是“助理”,初级职称,教授的手气欠佳,总是输多赢少,我们都喜欢与他玩,接受他的馈赠。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赌注是五块、十块,教授一反常态,如有神助,手气异常之顺,打了三天三夜,赢过三千余元。我的眼睛疲劳,都分不清“条子”、“筒子”了,建议散伙,教授得了甜头,死活不肯。恰好楼下有一个五十、一百的大场合,遂把教授领去拣银子。可万万没想到,教授上场之后,风水大变,瓷得和砖头一样,一和不开,不到三个小时,输掉了五千余元,下场之后,连呼:“有鬼,有鬼!”

  再次,便是受得。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把银钱看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劳什子,太多了倒是累赘。报纸、电视上常有哪个富豪遭人绑架,舍命不舍财被绑匪撕票,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沿街乞讨的被人敲诈勒索。打牌要沉得住气,输赢不显山露水,相信久旱必有久雨,大背必有大兴,不要输几个臭钱就摔麻将拌桌子,嘟嘟囔囔,怨这个怪那个的,惹人生厌。要知道凡是上场子的都是想赢钱的,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没有几个人想送几个,故意瞎打乱出一气。当然,与领导打牌或求人办事者另当别论;二是受得家人的白眼,倘若惧内,最好提前编好谎言,必要时瞒天过海,蒙混过关。有位老牌迷姓张,五十多岁,在某事业单位当工程师,老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生意挺忙,所以老张承包家务。一次打完牌,匆匆去买鸡蛋,菜市场仅剩下了一家,瞧着个儿挺大,一元钱五个,就没还价买了十块钱的,拿回家摘下老花镜仔细一瞧,个儿特小,被说了一顿,很没面子。

  老张打麻将着了迷,看见麻将,便走不动了,磨磨蹭蹭不想回家,常常借口单位加班,一头扎进牌场子。老婆很奇怪:“偌大的单位,就忙老张你一人,整天加班?”然而又抓不住把柄,老张理直气壮。于是老婆决定扮演一次侦察员的角色,明察暗访,前去探个究竟。

  卖玻璃的喜欢老天下冰雹,卖棺材的希望来场瘟疫,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几家欢乐几家愁。那天天气突变,我们猜想诊所生意一定不好,就劝老张早点回家,免得吃不着饭,还得挨顶头上司的批评,弄不好睡沙发、跪搓板。可老张壳子“倍儿”硬:

  “没事儿,回去晚了,你嫂子给我打荷包蛋吃。”

  刚上牌场子,就听见老婆在楼下嚷嚷。老张急忙躲藏,慌不择路,钻到了床底下:

  “千万别说我在这儿!”

  老婆喊不应,径直找上楼来,东瞅瞅西瞧瞧,最后从床下一把拽出。我们忍俊不禁,开他玩笑:

  “听老张说他打牌回家晚了你给打荷包蛋吃。”

  “吃个屎!”

  “啪”的一个大嘴巴,老张的脸上顿时落下五个红手指头印。

  从此老张便落下“荷包蛋”的雅号。

  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天不收、地不管的主儿,口袋里装着全部家当,名副其实的“踢不死”、“铁腿子”,而且禀性耿直,不喜欢拖泥带水、挂账赖账,在牌场子上很受欢迎。

  有的人则不然,某单位老会计吕某,把精打细算的财会功夫运用到麻将场子上,艺高人胆大,信奉“多带手气少带把”,常常欠账、贷款打牌。赢了,今天买水泥,明天买砖头,后天又买钢材。单位领导说老吕的新房是大家伙儿集资修建的。

  有人把麻将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反之亦然。

  某单位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年届四十,眼看副科级待遇已定,提拔高升希望渺茫,转而苦心钻研麻将,深得其中奥妙,十赌九赢,被大家评聘为“高级麻将师”专业技术职称。他把麻将当作创收的第二职业,常常挑灯夜战,夜不归宿。其妻子难耐空房之孤寂,渐与人有了瓜葛,闹到离婚的地步。

  亦有志同道合者。

  某局局长,烟酒不沾,独嗜麻将,与某委副主任在牌桌上不期而遇,几场麻将下来,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于是各自冲破自己的藩篱,喜结连理。

  无独有偶,某执法队长在家常设牌局,赌注很大。某商场女营业员经常光顾,一日该女手气不顺,输得精光,队长说:

  “没钱了,下去。”

  “没钱了,有人!”该女回答。

  双方突破围城,结为伉俪。夫妻一合计,干脆在家里设起了赌场,将老岳母接来,递烟倒水,收取炸弹费。

  麻将如同人生,很邪乎,分背、兴,即时运。运气好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在锅里拾牌还便当,眼看一把乱糟子,左上一张,右上一张,三下五除二,一会儿便和了;而背时运时,起手牌很整齐,揭一张不要,打掉,再摸一张还是没用,最后发现打掉的竟然比手上的牌要好,尤其到一进张听牌时,特别艰难,勉强上来了,不是听在了别人的坎子上,就是埋在了黄牌里,最终还是和不了。


麻将与人生也有区别。

  麻将面前,轮流坐庄,机会均等。人生则没有那么幸运,呱呱坠地,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男女城乡之别,倘生于帝王将相之门,老子英雄儿好汉,受的是优良教育,就职于要害部门,稍有才能,就能得到叔伯婶姨的提携,便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倘不幸降生于寻常百姓之家,老子贩葱儿卖蒜,你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经天纬地之能,而无有展示之


舞台,想要闻达于诸侯,难于上青天,悲夫,呜呼!

  麻将则不同,机会均等权且不论,即使背霉的时候,也可以运用策略和方法改变时运,扭转乾坤:一曰“掷风”,麻将四圈一局,一局完结便可掷“风”一次,通过更换座位与颠倒上下家之关系扭转时运;二曰“倒手”,人常言“换人如换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出牌的路子都不尽相同,通过颠倒出牌的先后顺序扭转时运;三曰“玩骰子”,也叫“训猴”,通过加减点数把本该兴家抓的牌倒到自己手中;四曰“当相公”,若上家牌兴,故意少抓一张牌,叫“小相公”,若下家牌兴,则故意多抓一张,或少出一张牌,叫“大相公”。若想要对家的牌,要么少抓两张,要么多摸两张牌,叫“小小相公”或“大大相公”。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倒牌,就有可能转变运势,克敌制胜。

  我对打麻将的方法知道不少,而且能够运用自如。但对人生的策略却一窍不通,既不会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也不屑于请客送礼,行贿纳贡,脸不够厚,心不够黑,书生意气太浓,以至于沦落街头,卖肉为生,这也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寻常百姓打麻将可得隐蔽点,公安、治安等部门会不时干预,轻者没收赌资,批评教育;重者扣押滞留,处以罚款。一般来说,他们不没收赌具,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办法不足取,只有放线钓鱼,蓄池养鱼,才能细水长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一次,我与几位牌友正斗得不可开交,一位自称解放前曾与国民党专员打过麻将的老赌徒,抠得一张夹张子二筒,使劲往桌面上一摔:“四棱子!”

  不料心情激动,用力过猛,将“二筒”摔为两半,旁边一位年龄相仿者与他开玩笑:“你抠的是一筒,哪有二筒,是诈和。”

  引得哄堂大笑。

  这一笑可不得了,引来了治安联防队,我们几个人被勒令站成一排,搜身,笔录,签字画押,末了,批评教育一番,扬长而去。

  县城韦曲街头,常有三四名“职业棋手”摆设象棋残局,通常由一名身患残疾者设局坐庄,即使执法机关检查,残疾人自食其力,不向国家伸手,你能奈我何?上午,在繁华的所在,展开棋盘,摆几颗棋子,便有闲杂人等围拢过来瞧热闹,片刻,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一些自命不凡者就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守候在一旁的“托儿”趁机添盐加醋,故意误导,引鱼上钩。双方争执不下,就会挂足彩头,一决高下。

  我曾经问其中一名职业棋手,“可曾失手否?”对曰:十数年来,仅有一次。真乃高人也。

  麻将不同于棋类,有人说它是“三分技艺,七分手气”,一点都不假,不见得谁的水平高就能过五关,斩六将,也不一定谁的牌艺差就老走麦城。往往生手揭疙瘩,初学者手兴,让你赢几场,尝点甜头,待你上道,自以为技艺纯熟,就到了输钱的时候,所谓“牌艺日精,牌运日臭”,对于个中缘由,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尔看到一篇报道,原载何处,我已经记忆不清了,讲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地区最先富裕起来的是那些早年作奸犯科,被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到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劳动改造的。他们后来回城,失去了户口,找不着工作,为了生计,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率先卖盒饭、大碗茶,后来开起旅店、食堂,当个体户,倒爷!于是幡然大悟,麻将亦同此理。初涉赌场,技艺生疏,自顾不暇,哪有余力顾及别人要这张,不要那张牌,只要自己不用,就随手打掉。待技艺成熟,学会了盯人看庄,出牌就有了顾及,而麻将很邪乎,拆搭子定输赢,一张牌出错,可能就背了。但无论如何,较之生手,熟手优势明显,熟手出错牌的几率极小,背牌有时能够慢慢打兴;生手容易出错,兴牌往往就打背了,这就是输赢的辩证法。

  打麻将如此,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只是牌出错了,可以推倒重来,而人生一旦走上岔路,常常必须付出一生的代价。

时光在浑浑噩噩之中消磨着生命,日子枯燥而乏味。

  对于仿瓷涂料,我已经失去信心与耐心,实体也仅剩下我一名孤家寡人,名存实亡。副局长早已退休,连调研员也不能当了,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厌其烦地时不时地来看看我,安慰几句,叹息几声,仅此而已。




  装饰活路断断续续,在市场缺乏有序竞争的时代,对此,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只作为维系温饱的手段,在手气不顺时,不至于太过亏待自己的肚子。

  也曾想过回到不远处的老家,呆上一年半载,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从而调整失衡的心态,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开始全新的生活。可又怎么能忍心让中年丧偶、含辛茹苦、辛劳一生的老父,陪伴曾经引以为豪的儿子如今落魄到这般模样,而叹息落泪,平添许多烦恼与忧愁呢?!于是,像一切都未曾发生似的,我强作欢颜,哄着自己,欺骗着亲戚和朋友。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如同雪里不能埋人一样,时间久了,一些细心的人逐渐从我的形单影只、独来独往之中瞧出端倪,姐姐开始托人在老家为我重新物色对象。起先我还蒙在鼓里,直至有一天姐姐贸然领来一位姑娘,我以为他们一起来县城办事,并没有在意。闲谈中,姐姐神神道道,故意将话题往姑娘身上引,说姑娘在一所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家中姊妹几个云云。我还嗔怪姐姐说话牛头不对马嘴,弄得人家姑娘挺难为情、怪不好意思的。姐姐见我榆木脑袋不开窍,干脆不再遮遮掩掩,背过姑娘,说明来意,问我感觉如何。当此之时,我的婚姻实虽亡,名犹存,谈别的对象为时尚早,我哪儿都想逛逛,就是不想逛看守所,蹲大狱,重婚的罪名我可担当不起。我实事求是,据实以告,事情就拖了下来,中途姑娘还来过两次,可我的“绿卡”一直未拿到手,一拖再拖,后来姑娘等待不住,不了了之。

  父亲曾告诫我:“居家过日子要实实在在,花里胡哨的靠不住。”正与古人“红颜祸水”的训诫相吻合,总以为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亲身体验了不幸的婚姻,我才真正明白了父亲平实语言之中所蕴涵的深刻哲理。

  记得在计经委时,某厂厂长、书记为争夺第一把金交椅而脸红脖子粗,官司打到了计经委,由此引出了在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厂长与书记谁大、谁领导谁的话题。党办主任见多识广,言出惊人:

  “谁大?谁歪谁就大!”一语道破天机。

  企业如此,家庭亦然。也许我的观念陈腐,男性沙文主义思想严重,是个老顽固,为女权运动者所不齿。然而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与真实想法,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笑里藏刀,口是心非。我宁做小人,不当伪君子。

  我以为,“天”字出头“夫”为主,丈夫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婚前,尽可以将恋人宠着、捧着,尽情享受爱情的浪漫,一旦组成家庭,居家过日子成为第一要务,必须完成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我所期望的家庭如同一盆燃烧的炉火,不跳跃,不闪烁,通过不断地添加燃料,一直温暖到垂暮之年。因为那种天长地久的亲情,浓缩在菜市场、厨房、洗衣间这些很琐碎很庸俗的地方。

  有些事情的转机是毫无征兆的。

  那天,“荷包蛋”来叫,“三缺一”,我正要上牌局,前妻突然冒出来,说她菩萨心肠,慈悲为怀,决定放我一马。她让我起草离婚协议书,准备签字画押。此前,她曾发誓,她好面子丢不起人,即使“拖”也要把我“拖”个半死。

  我不是个过河拆桥,说话、做事不讲情面的人,我成家不易,懂得珍惜,曾经抹下脸面,委曲求全、卑躬屈膝地给过她不少下台阶的机会;也曾扯下男子汉的尊严,暗示、提醒她,爱是一根绣花针,看上去似乎很坚硬,其实非常脆弱,极容易折断。但她自视极高,骄傲得像个公主,我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人穷志气大,当然无法承受。大丈夫何患无妻?既然已经恩断义绝,留下金灿灿的空壳还有什么意义?如此耗着,损人而不利己,发出最后通牒,终于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被逼无奈。

  从民政局出来,她装模作样,眼睛里噙满泪花。我却没有通常的失落感,反而觉得一身轻松,真想面对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喊一声:

  “解放啦,我自由啦!”——如果不担心人们误以为某精神病院跑了病人的话。临分手,她又说:

  “也许过一段时间,咱们还能复婚。”柔声曼语,温柔得像个天使。

  我一阵反胃恶心,差点把隔夜的陈年老米饭呕吐出来,“破镜难圆,覆水难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好马不吃回头草,好男不走回头路,纵有千般好处,残羹剩饭、拾人牙慧的东西我也断然难以下咽。心中如此想着,冷笑一声,径直走了,头亦未回。

  拿到“绿卡”,成为自由之身的第二日,便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陈晓英。

  真是无巧不成书,自然少不了热心人的撮合。那一日,我心情不错,去了久违的工地,孙师傅无话找话,问起前妻的情况。鉴于孙师傅并非外人,我毫不隐瞒,据实以告。

  “那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孙师傅与我一样,拙口笨舌,言辞木讷,想不到居然还会说媒,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于是好奇心驱使,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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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3 08:12:43 | 显示全部楼层
“哪有如此机缘,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听罢,我心里嘀咕,昨日刚刚走出围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感受单身汉的快乐,今日又想进去,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猴急猴急的,传将出去,岂不授人以柄,惹人笑话。

  还真凑巧,孙师傅是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的模具工,我前任老丈人的同事。孙师傅跟我干装修活路还是前任丈人的引见。权且听孙师傅一言,一来不辜负他的一番美意,二来有孙


师傅作证,我并非薄情寡义之人,外面找到了相好,竟闹起了离婚,以免造成误解——毕竟一见钟情的爱情在言情小说之中俯拾皆是,而在现实生活中寥若晨星。

  她是韦曲四大恶人之首“东邪”的表妹,一位朴实而端庄的农村姑娘。初中毕业,不甘于关中农村传统的生活模式,年龄很小就外出打工。现代都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与闭塞落后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高不成,低不就,以至于二十八岁,依然待字闺中,而二十四岁的妹妹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成为老大难问题。

  依照农村的习俗,妹妹不能先于姐姐出嫁,否则乡党们会笑话“大麦还没黄,小麦倒黄了?”她挡在妹妹的前面,承受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事后我故意逗她:

  “大麦要是瞎了,小麦还不收了?”

  她给我一巴掌,手扬得老高,落在身上却不疼。幸亏没让女儿看见,否则她会用“打情骂俏”来逗老爹、老娘。女儿七岁,上小学二年级,正在背《成语小词典》,喜欢活学活用。

  我把此归结为前世因缘,机缘巧合。她很普通,是“老大难”,我很潦倒,是“二锅头”,我们天设地造,互不嫌弃,况且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今社会,人们欺软怕硬,攀上“东邪”的高枝,以后再也不用为讨债要账而发熬煎了。

  我们老大不小,也小青年似的赶一次时髦,参加“集体婚礼”——婚礼与其妹妹、妹夫同时举行。经过几年的穷折腾,我除了一屁股三角债务,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我是过来人,已经无所谓了,她可是大姑娘上轿——第一遭,为了掩人耳目,不至于过于寒酸,她用自己的私房钱购置了“三金”。有人说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是男人为了套住女人而埋设的灿烂的圈套,像孙猴子额上的紧箍咒,我穷光蛋一个,英雄气短,没有那么多穷讲究。我请人将旧家具重新刷过一道油漆;好在电视机太小,功能又少,前妻看不上,没有搬走;重新买了一台电冰箱,一台录像机便算齐备了。至于家庭影院、组合音响,我俩都是音乐盲,欣赏不了高雅音乐,对嗲声嗲气的流行歌曲又提不起兴趣,倒节省了好几千元资金。婚礼简朴而隆重,婚后温馨而甜蜜,恰应了《芙蓉镇》里的一副对联:

  一套旧家具

  两个新夫妻

  激情过后,日子渐渐趋于平常,为了调剂生活,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我们觉得该有个孩子了,这时,女儿也不失时机地来到母亲的腹中。

  对于孕育新生命,我们忐忑不安,喜忧参半。喜的是年届三十,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产生了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感觉;忧的是我烟酒不忌,暴食暴饮,生活极无规律,胎儿的发育是否正常?十月怀胎的旅途能否一帆风顺?一个小生灵将要与我们同忧、同喜、同悲,休戚与共了。是男是女?是美是丑?而这一切都在未知之中,未来的几个月注定了要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了。

  我从未当过科长、处长、局长,不知道为官的滋味,为了过把官瘾,结婚以来,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不放。在家里,我是家长,绝对的权威,家里的事我说了算。她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打麻将,她也会拉把椅子,拿上毛衣,坐在后面静静地看,不能胡言乱语。无论输赢,端茶递水,添衣送饭,没有半句怨言。

  可妊娠三月,反应强烈。头昏眼花,恶心呕吐,她一天一天不太进食,脾气也变得古里古怪起来,以往温顺贤淑的她,早上起床就开始不停地唠叨:

  “要添丁纳口啦,这样下去,怎么养活得过……”

  我谨遵医嘱,克勤克俭,尽量努力工作,少惹妻子生气,但孕中的妻子性情与平时大异,稍微分辩几句,她就得理不饶人,中东局势似的,唠叨立即升级为争吵,为了避免爆发战争,我惹不起躲着走,就只好东躲西藏。

  一个星期天,单位都放假,连值班的人都没有来。失去了牌局,我实在无处可藏,她又开始唠叨。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地找了两只棉球,将耳朵偷偷地严严实实堵住,装聋作哑,顿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耳边听不见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脑际一片空明,神清气爽,这才仔细观察,意外地发现妻子拖着日益粗笨的身子,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承担了许多家务,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以前光听她唠叨了,竟没有注意到她一天也干了不少活,也不容易,挺辛苦的。堵住耳朵,听不到她的指责,就无从辩解,不辩解就是默认,等于承认了错误,就有改正的希望。这是作为一家之长从未有过的屈服,她很得意,以为自己当了家长的家长,这样矛盾化解了,自然吵不起来,如此多日。

  忽然有一天,我忘记了堵耳朵,竟意外地发现妻子没有以前那么爱唠叨了,又恢复了最初的温柔贤淑。


眼看着腰身一天天隆起,从外形上看,是个女儿。我把这个判断告诉妻子,她死活不信,说她喜欢吃酸的,“酸儿辣女”,几辈子传下来的话,还会有错?一定是个儿子。

  我说她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她反说我“教条”,双方争执不下,我便与她打赌:若是儿子,我将家长之位禅让给她,我心甘情愿当牛做马,任劳任怨,服从她的领导;否则一辈子她得听我的,休想篡党夺权,谋我家长之位。




  从身材体型上判断生男生女,并非王扶汉老先生所传授,王先生只讲“周易”、“八卦”,不屑于算命看相,奇门遁甲之术,而我等却对科学预测学挺感兴趣,思量日后如果失业,街头摆个小摊,打出“半仙”的旗号,“测流年运势,卜生死未来”。老先生不授,遂自学成才:若肚皮高高地向前凸起,就是男孩;倘若向四周发展,铁桶一般长粗了,则是女婴无疑。起初我也不太相信,以为是江湖郎中的伎俩,骗吃骗喝更骗取人民币而已,然几经验证,屡试不爽,比医学院几百万进口的B超机还精确几分,不由得由衷地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这次打赌,洒家有十足的把握,不然也不敢妄自尊大,以家政大权做赌注,万一赌输了这一辈子可就惨喽。

  临盆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妻子也加强了体育锻炼。早晨天还未亮,就将我一脚踹醒,陪她一起到皇子坡爬塬,如此反复,累得腰酸腿疼。到后来,她的腿、脚全浮肿了,手指一按,一个一个深坑,半天不得复原。

  看过医生,小孩是臀位,而且大龄初产,是脐绕颈,相当危险。大夫建议剖腹产,可三千多元的住院费还没有着落。父亲从乡下赶来,让住院,说钱的事不要担心,一切还有他这把老骨头呢!

  我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犬子无能,三十好几不能赡养尽孝,反过来倒要拖累老父……正六神无主间,丈母娘提着一篮子鸡蛋、白糖、小儿衣物……什么乱七八糟的物什颠颠地来啦。

  丈母娘判断,医院为了银子,危言耸听,吓唬老百姓。她自己生了七八个孩子,几时上过医院。邻村有位接生婆,包了一辈子娃娃,手艺高着呢!不妨找她瞧瞧。

  妻子是农村姑娘,大龄出嫁,结婚后国家取消了商品粮户口的粮油供应,不买面不买米的,要不要户口无所谓,因而户口一直放在娘家,村子里已经找过好几次:

  “又非入赘上门,这种情况没有先例。”

  倘若将户口迁回我的老家,孩子随母,又成了农村娃娃。好不容易跳出农门,根子又扎在了农村,遭乡党耻笑,况且我自己汉小力薄,又不擅长稼穑。左难右难难煞人,遂一气之下,花费八千余元,交纳城市建设配套费,为妻子购买了城镇户口,于是妻子与我一样,既无工作又无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无业游民、社会闲散人员。到孩子出生时,刚凑钱买完户口,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委屈了尚在娘胎里的孩子。

  我与妻、丈母娘三人一道,嗅着五月小麦即将成熟的芬芳,来到了距离县城两公里之外的水寨村。接生员是婆媳俩,一人温柔得赛过老妈妈,一人慈祥得像活菩萨,稍作检查,婆婆拍着胸口,信誓旦旦:

  “别人以为难,放在我手里,包准没事!”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上帝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尊你的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都是你的子民,保佑可怜的孩子,让他平安地降临世上,免除他的一切灾难,直到永远。阿门。”

  预产期是5月16日,早上起来,妻子洗头洗脚,丈母娘将屋里屋外齐齐清扫了一遍,我则买回卫生纸、尿垫子等必需品,一切准备停当,可左等右盼,直等到日头偏西,太阳落山,月亮爬上枝头,却仍不见动静,寻思莫非可怜的孩子也知道世态炎凉,想在温暖的母腹中多呆一时半刻吗?

  我们在惴惴中等待,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直到5月24日。

  那天,妻子感觉异样,我急急地雇车,去请接生员,不料,车子在半路却抛了锚。“就这破烂,还想赚钱。”心里不满,嘟囔了一句,又不敢与他较真。风风火火地跑到水寨,只有婆婆一人在家,媳妇下地干活未归。我们不敢懈怠,留下便条急往回赶。妻子已经破水,躺在床上,腹痛一阵紧似一阵,丈母娘早已烧好一大盆热水,在一旁小心伺候着。

  接生婆不紧不慢,仔细检查一遍:

  “再等一支烟的工夫。”便坐在一旁,吃着瓜子、糖果,唠着家常,不再多看一眼。一会儿另一个接生员——媳妇也到了。

  接生婆说一支烟工夫,可我看着妻子疼痛难忍,大汗淋漓,在床上滚来滚去的样子,心中不忍,感觉这根香烟也太长了,最起码有四五尺抑或一两丈长,不然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抽不完呢。见妻子痛苦异常,我分担不得,不由走上前去,紧紧攥住她的双手。

  “可以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双手都汗涔涔、湿漉漉的,接生婆方才发了话。然后她洗过手,消过毒,一针催生素注射进妻子的手腕,片刻,妻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将我的双手使劲抓住。接生员取过一双筷子,随手塞进妻子嘴里:


“咬紧,一二使劲,再来,一二使劲……”

  如此反复,孩子慢慢地露出小脚,接着一条晶莹的小腿,然后是屁股蛋子。接生婆抻着:

  “再使劲!”小孩的屁股“嗤嗤”地冒出了脐屎,黑漆漆、黏糊糊的,抹了接生婆一手。



  “小兔崽子!”接生婆有意无意,在小屁股上轻拍一下,气氛紧张而和谐。

  待到下来一半,妻子已经精疲力竭,孩子卡在半腰,上不去,下不来,情况十分危险。丈母娘吓得直打转转。接生员急红了眼,一人抻着孩子,一人使劲挤压妻子的肚皮,终于慢慢地又下了。待到只剩下脑袋,接生婆稍微一用力,出来啦。

  急忙擦干身上的黏液,再看孩子时,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睁着,不哭不笑,没有任何表情。接生婆抓住孩子的两只小脚,倒提起来,照着屁股“啪”的就是一巴掌:

  “哭,快哭,孩子,哭!”

  孩子浑然无觉,依然不哭不笑。几经反复,毫无效果,连“包了一辈子娃娃”、久经考验的接生婆婆也吓傻了眼:“这可怎么办?我咋办下这种事?”

  我们一时呆在当地,手足无措。

  听老人讲,孩子呱呱坠地,这“呱呱”之声极其重要,标志着孩子从母体分离,来到世间,呼吸顺畅,成功地完成了从母体供氧到自由呼吸的转接,新生命宣告诞生。孩子不哭,说明有东西堵在嗓子眼,未完全清醒,是非常危险的。

  “拿酒来!”接生婆命令。

  “烟解乏气酒壮胆。”我们愣在那里,不明所以,以为接生婆方寸大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借酒浇愁、喝酒壮胆。我平时喜好几口,哪怕家里缺衣少食,白酒、啤酒总是不断。随手打开一瓶白酒,递给接生婆。在我的印象里,农村老太太一般不喜欢啤酒,说“难喝死了,有一股子马尿味道”。

  只见接生婆“咕嘟嘟”地含了一大口白酒,“噗”的一声喷在小孩的前胸上,接着又将一口白酒喷在后背上,然后一手托住小孩的脖子,一手攥住双腿,忽张忽合,反复十余次,放下孩子,试试鼻息,有了微弱的气息。接生婆不敢大意,又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孩子的气息渐渐加强。接生婆方才长舒了一口气,露出笑容,我们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回肚子里。

  这时才来得及端详孩子,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如我所断言,果然是个千金,这就注定了我一辈子非做家长不行。

  女儿与她母亲一样,反对我抽烟、喝酒,说我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难闻死了。每每调皮淘气,将我的烟酒藏匿起来,我板下面孔便教训:

  “是我的酒救了你臭女子的命。”

  她便乖乖地把烟酒给我取来。

  孩子的屁股已经被打得又红又肿,可就是性子硬,不哭不叫。丈母娘心里不踏实,接生员婆媳也没办法,她们收拾家什,准备告辞。我想阻拦,话到唇边,又不知如何开口,事后挨了丈母娘好一顿埋怨。

  夜已深,妻子沉沉地睡去。丈母娘冲少许白糖水,抱起小外孙女,用勺子慢慢地喂小孩喝下。不一会儿,孩子动了动,撒了几滴尿,脸上有了笑容。丈母娘搂着小孩,嘴里哼唱着,轻轻地摇晃着,手在锦缎般的身子上抚摩着……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掰开小屁股,在内侧一掐,小孩子疼痛,“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这一哭不打紧,整整一天一夜,吵得四邻不安。在这“嗷嗷”哭声之中,丈母娘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也完成了从儿子到父亲的蜕变。

  后来有人问,初为人父,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话题,非只言片语所能说清道明,似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又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几乎包含了人生的全部况味,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

  珍爱生命。常言道“人生人,吓死人”。我开始并无切身的体会,总以为那不过是女人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编造的危言耸听、骇人听闻。

  女儿算是难产,经历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看到女儿天真可爱的模样,事后想起来不免有些后怕。为了节省区区几千元,铤而走险,将生命当成儿戏,万一遭遇不测,我必将后悔终生。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历经艰险,总算有惊无险,平安挺过。我因此而欠孩子一笔债,在女儿成长的岁月里,必将倾其所有,精心呵护,以弥补出生时的缺憾与愧疚。

  记得那年冬季,女儿受凉咳嗽,我们最初在药店买药,然后在小诊所、大医院诊治,每天吃药、打吊瓶都不见起色。那时,女儿的额头上已经针眼密布,我们心疼女儿,对医院失去了信心。担心发展成肺炎,忧心忡忡。偶尔听说西安北郊有一家小儿专科,用祖传秘方,专治小儿拉肚子、咳嗽等病症,疗效神奇,人称“医咳圣手”,河南、山西患者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临近春节,我与妻抱着女儿,几次往返于南郊、北郊之间,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度佳节,而我们却在煎药熬汤,全然没有一点儿过节的气息。

  每年春季,孩子身上都要长出红疹,奇痒无比。跑过多家医院,看过西医看中医,多方诊治,全无效果,甚至连病的名称都说不清,不禁感叹广告上那么多专家名医都跑到了何处。听有经验者讲,那可能是花粉过敏,每年冰雪融化、鲜花盛开的季节都会出现,可能与孩子接种疫苗,体内毒素不能顺畅排出有关,没有特效药。眼看着孩子奇痒难耐,夜不能寐,夫妻两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只能交替搂着孩子,抚着、拍着,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恨不能代替孩子承受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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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4 08:14:10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此,就慢慢懂得为别人考虑。大街上看见老人、儿童摔倒,不由自主地前去搀扶,甚至以前不太注意的动物、植物也渐入眼帘,懂得去关心、去爱护,在一个以“杀生害命”为职业的屠夫身上增添了几多爱心。

  然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好心有时却使不得。一次骑车路过,见一老头被车撞倒,撞


人者扬长而去,老人躺在地上,呻吟不止。心中不忍,遂搀扶起老头,想不到老头却反咬一口,恩将仇报,诬陷我撞了他,非得带他去治病疗伤不可,理由似乎很充分:

  “你没撞我干吗扶我?”

  我当时语塞。

  由此想到一则《伊索寓言》:一头毛驴正在草地上吃草,猛然发现一匹恶狼冲将过来,逃跑已经来不及。毛驴将计就计,就立刻装出病怏怏、瘸腿的样子。狼也多事,要吃便吃,却废话连篇,询问毛驴怎么了?腿是如何瘸的?毛驴很狡猾,说它过篱笆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上扎了一根尖刺,奉劝恶狼帮助它把刺儿拔出来,以免在吃毛驴肉时不小心被刺儿卡住喉咙。狼信以为真,抓起驴腿,仔细寻找那根尖刺。毛驴乘机用脚对准狼嘴,狠狠一踢,踢掉了狼的牙齿,然后飞也似的跑开。恶狼吃足了苦头,无奈叹道:

  “这叫自作自受,非天与人。老爸教育我当屠夫,我为什么偏偏要改行当大夫行医呢?”

  懂得牵挂,心有所系。过惯了单身汉似的孤家寡人的生活,一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早晨起床,一脚迈出门去,头也不回,走上十天半月,抑或更长的时间,了无牵挂。自从成家有了孩子,这一切从此改变,每每寻找借口,在家里多呆一些时间,迫不得已出门,办完事就赶快回家,即使万一回不去,也要打个电话,或者带话回去,报一声平安。无论家中妻小,还是高堂老父,人到中年,携家带口,再也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再也玩不起一个人的潇洒。一个人的成败安危,牵动着一家老小的心扉,与一群人的荣辱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不由变得胆子小起来,做事有所顾忌,瞻前顾后,思虑周详。少了年轻时的敢说敢干,雷厉风行,多了中年人的老成持重,四平八稳,于是便成熟起来。

  孝敬父母。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成长之路太过漫长,儿时的记忆在脑海中已经渐渐隐去,淡忘了父母曾经在自己身上受的苦,流的泪。甚至以为“不是冤家不聚首,冤家聚头几时休”。父母在自己身上的付出是应尽的义务,是前世的因缘。我有个堂侄,三十多岁,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稍不如意,对父母动辄打骂:

  “这辈子我给你当娃,说不定下辈子你还给我当娃哩。咱家坟头就是那几个鬼魂,来回倒着呢。”

  母亲终于上吊自尽,到另一个世界倾诉冤屈去了。

  于是便有了“树大分杈,人大分家”,演绎《墙头记》:有一农夫,中年丧妻,膝下两子。农夫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哺育成人,分别娶妻生子,分家另过,农夫却年老体衰,成为累赘。两个儿子约定,一月三十天,各管十五天,可是到了大月是三十一天,两个儿子都不管,这一天农夫无处可去,只有爬在墙头上。

  自己做了父母,才从一把屎、一把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中真切体会到父母当初养活自己的不易,才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恩情。我自幼丧母,老父既当爹,又当娘,着实艰难。我毕业以后,诸事不遂,心情烦闷,一年到头,难得回几次老家,即使偶尔回去,父子相对无言,尴尬十分,又匆匆告辞。回想起来,老父的心情会好吗?那年春节晚会上,陈红一首《常回家看看》,牵动了多少游子的心扉!

  走出户外。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懒汉,闲暇无事,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电视,睡觉,打麻将。自从孩子稍微懂事,这一切不再可能,我说外边的世界很无奈,有狼,有狗,还有老狐狸;她偏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山,有水,更有大红花。年幼的她,哭着,闹着,非要看看五彩缤纷的世界。于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便会带上她,穿过钢筋水泥的丛林,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看着孩子奔跑嬉戏,体味难得的幽静与安闲,心灵也得到进一步的涤荡与净化,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虽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可这几年确实离自然与绿色太遥远了。

  找回童心。孩子缺少同伴,老是一个人,玩不出新奇,玩不出新花样,很快就有玩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见“没意思”三个字时很惊讶,完全没有料到如此高深、充满哲学意味的词汇,竟会从一个小女孩的口中吐出。从此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和孩子玩耍,互相追逐,捉迷藏,打闹,甚至给她当马骑,当猴耍……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尽情与她一起疯,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

  女儿一天天长大,从她的孤独中,我渐渐地发现,独生子女并不是孩子们成长、发育的最佳环境,生活上的极度呵护,社会交往的极度保护,反而剥夺了孩子们成长拓展的自由空间,使独生子女自幼生活在一片情感单调的世界里,造成许多性格上的先天不足,如自私、狭隘、封闭、唯我独尊等等。

  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宣传中“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要有一个度,独生子女大都娇生惯养,刁钻、任性、自私、孤僻等劣根性不可豁免地存在于大多数独生子女的性格之中。而在政策方面,国家更多地把眼光放在如何控制人口数量上,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因为这后面有巨大的人口基数,任何一点松动,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岂不知,有关资料早就显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力已经降到了人口更替的水平之下。
为什么要生孩子?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生一个还是生两个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其中的徘徊、犹豫、困惑和焦虑,我感触至深。尽管每个人的经历、情况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面对选择,大家都会感到一种压力,因为一旦选择了,就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意味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大都市,受过良好教育,高薪者、引领社会潮流者生育意愿降低,崇尚单身贵族的生


活,玩两人世界的潇洒,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理念很接近。而在广大农村,这种理念是不可想像的。

  在西欧一些国家,为了鼓励人们生育,像中国鼓励人们生产一样,想出了很多办法,如有的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有的给予优厚的补贴,有的提供免费的牛奶直至孩子成人等等。尽管如此,还是调动不起人们生育的积极性。这些国家认为,如果对生育后代都缺乏热情和冲动,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民族乃至社会都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最主要的。

  中国刚好与此相反,农村人为了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不惜东躲西藏,倾家荡产,逃避计划生育的追踪。不过最近似乎有些松动,改“超生重罚”为“少生奖励”,不知是否是一个过渡政策的前奏。

  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城市里面没有单位,农村里面没有土地,活生生的黑人黑户,社会闲杂人员。目前自己还年轻,多少有点力气,笔杆子用不着,刀把子还能拿得起,所以生活勉强无忧。可是若干年后,自己老了,再也拿不动屠刀,笔杆子又锈迹斑斑,而社会也进入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社会。到了那时,两个孩子要承担起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你不觉得他们的负担过于沉重吗?

  2000年10月,当我萌生这种想法的时候,送子观音又不失时机地给我送来一个儿子。从此,“一儿一女活神仙”,成为上班一族羡慕的对象。

  有了第一个孩子的经验,加之顺产,为了省钱,我们照例请了接生婆,在家里生产,好在一切顺利。那天我少进了一些肉,待打理完毕肉店的一切,匆匆赶回家,孩子已经在抱。丈母娘兴冲冲地让我猜是儿是女?不用猜,我不是会相面,还能从体型上看出来吗?

  两个孩子与姥姥都很投缘。开店做生意之后,我与妻子都很繁忙,女儿开始与姥姥住在乡下,稍大上幼儿园,为了让她得到良好的教育,才从农村搬来与我们同住,但女儿还是离不开姥姥,尤其是晚上睡觉。自从儿子来到世间,女儿一反常态,居然撒娇占起怀来,晚上非跟她妈在一起不行。无奈喂过母乳后,儿子就成了姥姥的孩子,即使今天,已经四岁,上幼儿园了,还是一刻都离不开姥姥。倘问起儿子:

  “你家有几口人?”

  聪明的儿子会掰着手指头计算:“有爸爸、妈妈、姐姐、我,还有姥姥,一共五个。”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无价保姆》,故事是这样的:两口子都上班,无人照看小孩,遂登报聘请保姆。小阿姨、老阿姨、下岗女工都条件太高,无法满足。后一农村老太太打电话来,愿做保姆,条件是一分钱不要,管吃管住就行。主人惊诧,到车站去迎接时,竟发现保姆是自己的亲娘。

  我自幼没有了母亲,就把丈母娘当成我的亲娘。
20世纪末期,中国进入全新的变革时期,高等院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国家不再统一分配,大学生自主择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这几股人流交织在一起,使本来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陡然加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韦曲街头悄然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职业——人力三轮车,在县城之内拉脚载人,无论远近,遑论胖瘦,一律收费一元,当地人戏称“板的”,即人力出租车。“


板的”的司机,有国企下岗工人,有附近的农民,还有外来务工人员。据业内人士讲,如今和尚多而馒头少,钱不值钱,又不好挣,即便去建筑工地搬砖、卖苦力,一年下来,三扣两扣的所剩无几,还不一定能按时拿到手里,不如花几百块钱,买辆三轮,在大街小巷溜达转悠,挣多挣少,落个现成,不用看哪个人的脸色。

  交警们看见人力三轮车渐成气候,便着手整顿交通秩序,规范三轮车营运市场。他们首先登记造册,将三轮车按顺序编号;其次统一车篷车体的形式,给车身喷上淡蓝色的油漆,定制蓝白相间的防雨布车篷;最后再给车夫穿上黄马甲。从此,人力三轮车像机动车辆一样,定期审验,纳入正规化管理的轨道。韦曲街头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长安县总工会心系下岗职工,与县劳动就业局合作,在交警队联系到部分人力三轮车指标,凭下岗证和单位介绍信交费办理,每人限定一辆。可有关系门路的,却一下子办理了七八辆,甚至更多,自己又不屑蹬,租赁给没有门路的,每辆车每月收取二百元的租金,开起了人力车行。

  装修活路时有时无,在妻子的撺掇下,通过朋友,我也弄到两辆人力三轮车指标,但自己又抹不下颜面,走街串巷“三轮、三轮、谁坐三轮”地招徕生意,就闲置在院子里。这样,有活路的时候,大家跟我干活;无活可干时,轮流拉脚,对于稳定装饰工人队伍,保证工程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没资格集资购房,又买不起商品楼,我临时借住在计经委南院,那个大杂院。院内有一家事业单位,开始很不起眼,仅两间办公室,四五位职工而已。后来,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拥有资产几千万,职工几十个人,大小汽车近十辆的红火单位。

  同一所厕所排粪便,低头不见抬头见,渐渐地与其职工熟识,没事儿常开个玩笑,一起打打麻将,吹吹牛皮。该单位装修小会议室时,想到了我们。我觉得在生意场上,熟人好说话,生人好办事,工程量太小,没多大劲,不想干,但人家是好心,又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预算了很高的价格,意思让他们知难而退,另做打算,没想到居然能够顺利通过。工程完结,我取出一千元人民币,准备给领导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拿不出手,请笑纳。可该领导死活不要,却提出其儿子面临初中毕业,听说我读过几天书,请我得暇指点一二。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不好推托,只有答应。

  高中课程,对于我这个多年不吃文化饭的大老粗来讲,略嫌艰深。好在一回生,二回熟,其父单位,时不时地有些活路,质量凑凑合合,利润马马虎虎,不必疲于奔命,不必送礼纳贡,我也乐于应付,反正又不是一板一眼,正经八百地挣工钱做家教,监督检查、督促辅导又不太费力伤神。想不到三年之后,他竟考取了某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令我等吃惊不小。

  装饰市场的猫儿腻逐渐被人们所熟识,由“包工包料扫地出门”到“包工不包料”,再到“既不包工又不包料”,装潢公司的利润锐减,于是有的装潢公司就与材料供应商互相串通。合同签订后,装潢公司派人员与东家一道选购材料,这家的货不行,那家价格又不合适,最后领到串通好的商家,高价购得残次品。反正“买家不如卖家精”,赔本的生意谁都懒得去做。回过头,背过东家,装潢公司再与商家分成。

  我是榆木脑袋,不谙此道,靠断断续续的装饰工程,仅够养家活口,哪有隔夜之炊?自己没有房子,寄人篱下,一旦形势有变,连个窝棚都没有,难道要让一家老小如当年的红军战士“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

  一日,妻子与丈母娘忽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说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家人要吃要穿要用,孩子还要上学读书,仅靠我一人之力,牛年马月才能买得起商品房?建议开一爿小商店,我只管进货,由她娘儿俩负责经营。我想想也是好事,就没有反对。

  我的亲戚朋友,种庄稼修理地球是内行,但对于经商做生意却都是门外汉,我想要请教缺乏门径。门口有一家批发商店,开设已有些年头了,老板笑容可掬,宾客络绎不绝,逢年过节,尤其顾客盈门,遂认为其日进斗金,非常赚钱。我常在此买烟买酒,与老板熟识,待向老板一打听,老板摇头摆手:

  “当搬运工呢,能挣几个钱?”

  便以为老板口紧,知道我一家无事可干,怕我参行、争抢客源而言不由衷,不讲实话。

  初涉商界,信心十足,劲头也出奇地大。我们说干就干,东挪西凑,很快筹集了三万元资金,然后在街上寻找合适的门店。

  说来奇怪,平日不找门店,街上的空房一间挨着一间,这个“转让”,那个“出租”,简直把人都能绊死;一旦要找,这些门店仿佛故意与我为难作对似的,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三日之后,妻子一路终于在环南路什子附近发现一间停业的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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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7 11:47:30 | 显示全部楼层
环南路什子,是南路乡民进出县城的必由之路,平日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停业的食堂距离什子很近,一间一层,后面承接了半拉子石棉瓦房,属于临时建筑。尽管我钻研过《周易》、《梅花易数》、《烧饼歌》、《推背图》等一大堆典籍,号称能未卜先知,但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刚刚建起交付使用不足一年的一排崭新门店,很快就面临着拆除的噩运。

  按照门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我找到了房主。乍一见面,双方首先一怔,都有似曾相识的


感觉。寒暄中想起,对方叫姚××,大我三五岁,高中毕业献身边防,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复员回乡之后又想起了考大学,以为上大学如同当兵一样容易,只要身体健壮、政审过关就行。他在我们班插班读过几天书,同学时日不多,所以印象不深。

  据姚××讲,那年考大学,预选时他就名落孙山,未进得去正式考场。他觉得底子太薄,勉强补习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干脆断了升学的念头,尝试经商。一直经营百货,生意稳定,收入不错,目前车房具备,小日子有滋有味。无奈与妻子意见不和,“牛拽马不拽的”,一气之下给妻子办了家风味小吃店,后来又和好如初,商店、食堂两边拉扯,实在分身乏术,所以想将食堂转让出去。

  我们担心上当受骗,又转悠了几天,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店面。我等赚银子心切,担心浪费了热情,急忙回家商议,认为环南路的食堂还行,况且房东虽不是很熟,但也算得上老同学,总比外人知己。正商议间,姚氏夫妻前来拜访:

  “我说老同学,你到底要不要?”

  “想要是想要,但价格太高了,能不能……”我磨蹭着,想淡淡他的价格。

  “别人出的价可比你高,咱们同学一场,熟人优先。这样吧,一万块钱,图个整数,我优惠给你,再一分也不能少咧!你看老同学够不够意思?”

  “如果价格能再低一些,就更够意思了。”我嗫嚅道。

  姚妻见我犹豫,夫唱妇和地列举出了好几家出款的数目,果然都比我高出三五百块,不由得从内心感激老同学仗义疏财,关键时刻还为我着想。

  听说还有好几家买主在鸡屁股底下等蛋,我与妻子不敢再犹豫,就想定下来。姚××不失时机说道:

  “咱们熟人归熟人,人熟礼不熟,是这样,你交一千元定金,我给你搬东西,腾房子!”

  当时我手头仅有五百元现金,晚上又与人约好了牌局,于是给姚××抹了两张百元大钞,房子就算定了下来。临告辞,姚××还落落大方地说:

  “相信老同学,若是换作别人,少了一千元定金是万万不行的。”

  我得领老同学一个人情。

  房、款两清当日,我与妻同去,双方签订了合同,一叠百元大钞递将过去,姚××认真清点过两遍,又不放心,交给姚妻,嘱咐取验钞机再仔细验过,唯恐老同学以假钞蒙骗于他,最后还皮笑肉不笑:

  “先小人,后君子,当面点钱不为过,你说对吧!”嘴上说得一套一套的,我这个语言学学士自叹弗如。

  时间就是钞票,浪费时间就是和人民币有仇。拿到钥匙,就紧锣密鼓地收拾门店,拆炉灶、刷墙体、搞卫生、做门匾、置柜台、购货架——我的手下有一帮难兄难弟、哥儿们弟兄,而且不乏建筑装潢的专门人才,这点活路还不手到擒来?

  刚开始做生意,要命的当属进货,姚××当初承诺,西安西门外就有大型批发市场,我不熟悉,初次进货时他可以看着老同学的情面,陪同我一起前往。可钱一到手,话就变了味:

  “今天不巧,我很忙,你自己到西门一问,人人都知道。”

  第一次进货,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带了五千元,主要进购香烟、白酒、啤酒、日用品等我自以为价格熟悉的商品。

  回来与长安县价格相比较,果真便宜了几毛钱,这就是商店的利润。不由得心中窃喜,心想,姚××以为神秘,不过如此尔耳。

  取得了经验,第二次进货,胆子大了许多,带足仅剩的一万五千元,叫辆小货车,直奔西门批发市场。

  七月的天气,像小孩子的脸,变化反复,喜怒无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红红的大太阳,把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在批发市场进货,把鸡蛋都能蒸熟。一阵狂风袭来,顿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瓢泼而下,街道一片汪洋。牵挂着家里的老人孩子,顾不得太多地讨价还价、货比三家,匆匆进完货,急往回赶。到了门店,雨还在下着,一家老小正守在门前翘首以盼。看到这情景,我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

  原以为,开商店与打麻将一样,再简单不过了,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头脑清醒,识得几个汉字,手脚勤快,会算账就行。岂不知,各行各业都有学问,货物的摆放就很讲究,同样的物品,外行堆放得杂乱无章,丢三落四,经内行的手一捋抹,立刻井井有条,整齐而又美观。

  长安农村有“过会”的习俗。同一村寨长大的姊妹,嫁到了四面八方,一年到头难得相见。农历六七月间,每个村寨都要约定一天日子,出嫁了的姊妹备上礼,相约一同回到娘家,名义上看望父母,今年收成如何?更主要的则是天各一方的兄弟姐妹相聚一堂,叙旧、拉家常、追逐儿时的梦想,所以也叫“姊妹会”。
那时我们赚钱心切,兴致很高,仿佛不知道劳累为何物,连夜将商品摆上柜台、货架,根据进价,留出利润空间,想当然地标注价格,希望趁“姊妹会”之机,赢得开门红。

  忽然想起一段掌故:南方人去西北边塞旅行,贪恋美景,错过了宿头,夜宿于一牧民之家。牧民家徒四壁,却非常好客,杀鸡宰羊,招待远方的宾客。南方人品尝过羊肉汤,以为是世间难得的美味佳肴,就问牧人:“你有如此好的手艺,但却贫穷如斯,为何不尝试做生


意呢?”牧人回答:“我没有本钱。”于是南方人借钱给牧人。牧人于第二天就炖好一大锅羊肉汤,拿到附近的集镇去叫卖。晚上归来,羊肉汤已完,钱却一分未赚到,还用光了本钱。南方人很诧异,问之,对曰:“我刚到集镇,碰见孩子他二舅,舀了一碗,他说声味道不错,喝完把嘴一抹,走了;接着又遇见了他叔、他伯、他婶、他姨……我看见剩下的已经不多,连忙自己也舀了一碗尝尝,就这样一锅羊肉汤卖完了,连本钱都没收回。”南方人觉得不可思议,遂向牧人开导:“当娃他二舅舀第一碗汤时,你就要对他说清,这是生意,三块钱一碗,他想喝就掏钱,不想喝就拉倒。你要把亲情、友情都转化为买卖关系。”牧人听从了南方人的忠告,每日早出晚归,后来富甲一方。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生意,不知做生意的门道。开业伊始,亲戚朋友、远近熟人都来捧场,还真热闹过一阵子。看在亲朋好友的分上,我不好意思赚他们的钱,啥价进,啥价出,倒贴了许多运费折损,落得个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可等这些人一走,生意冷清了许多,再过一段时日,愈发惨淡,简直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没钱可赚,我们茶不思,饭不想,除了焦虑,就是一筹莫展。

  一日,忽然拥进一屋子的人,足有十多个,问有多少烟,他们死了人,要“过事”,只要货真价实,全部都要。我们以为来了大主顾,敬财神似的一一递烟倒茶,小心伺候,然后将所有的香烟一一摆上柜台,喜滋滋的供他们选购。不料其中的一位掏出证件,说他们是烟草专卖局稽查大队的,这些烟没有经过烟草局,怀疑是假冒伪劣产品,要全部没收。我们措手不及,拼命解释,苦苦哀告。最后,见我们是初犯,他们动了恻隐之心,给香烟逐条粘贴上“中国烟草长安专卖”字样的防伪标识,收取了几十元的手续费后,告诫我:

  “以后香烟必须从县烟草公司进货,否则一律没收。”

  我惊愕不已。

  自己烟瘾虽大,每天两包香烟地吸,却对国家的烟草政策一无所知。烟草公司与烟草专卖局两块招牌,一班人马,合署办公,实行烟草专营。他们从卷烟厂、上级公司抑或批发市场购进香烟,加贴防伪标志,再倒手批发给零售商、小摊小贩,同时组建了强大的烟草稽查队,严查重罚,切断其他进货渠道,牟取暴利,不知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家法令,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据经营商店的业内人士讲,要办好商店,每次必须大宗进货,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压低批发价。商品全,价位低,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才可能赢利,但这需要大笔资金,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离我的店铺不远,有家郝氏腊味店,我们背后称其“吃死腊味店”。我刚开业时招待朋友,在那儿买过一些熟肉制品,当天晚上全部跑后、拉稀、闹肚子,连我这个生冷不忌、牲口一般的人物也不例外。腊味店一天卖不了几块钱,整日坐冷板凳,于是老头在门口摆了个烟摊,专售假冒伪劣产品,糊弄过路人,就连其孙子抽烟,也要到别的商店购买。

  我有位亲戚,儿子初中毕业,想升入重点高中,分数不够,拜托熟人找到学校,学校表示要“研究研究”。亲戚脑子灵活,善于察言观色,问我最便宜的“好猫”香烟多少钱一条,我说至少得一百六十元。他没言语,在老头处用一百元买了两条“好猫”,又在别的批发商店花八十元买了两瓶“剑南春”酒,用亲戚的话说:

  “抽名烟喝名酒的人不用花钱,花钱的抽不起名烟,也喝不起名酒,他们知道名烟名酒是什么味道?”

  也许我的书念痴了,不会脑筋急转弯,做不出挂羊头卖狗肉之事。那时街上流行BP机,五号电池是畅销货。记得有一次,因为不识货,出高价进了一批假冒“南孚”电池,使用不到一星期,电池就瘪蔫了。我发觉之后,担心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辱骂祖宗,一点儿都未出售,全部留于自己享用。

  心中有一股信念支撑着,诚实待人,诚信经商,坚持下来,总有感动上苍、生意转机的一天。大热天,撑一把遮阳伞,我与妻轮流守护着摊子,你灰心时我打气,我担心时你自信,相濡以沫,在这样的彼此鼓励中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往前行走。

  也想过许多办法,尝试着把商店的生意拉起来。譬如门口摆设冷饮摊,购置几副象棋、围棋、麻将,晚上将电视机搬到门口,放映电视剧、录像、免费卡拉OK等,也吸引过不少人的眼球,但招来的大多是一些夜生活匮乏的农民工,囊中羞涩,对生意帮助不大,渐渐地也失去了耐心。

  一天,我去厕所,妻子独守店面,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鬼追赶似的风风火火,要两箱矿泉水,三扎啤酒,五条香烟,妻子手忙脚乱地取货、包装、算账、收款,末了,叫辆三轮车,高高兴兴地将客人送走。我回来后,妻兴奋地告诉我,卖了几百元的东西。我接钱看时,发现其中夹着一张百元伪钞,再找中年妇女时,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哪里还能找得着?
商店每天都在亏损,三个月下来,竟亏了近万元。我们夫妻茶不思,饭不想,人整整地消瘦了一圈。“怎么办,怎么办?”是另谋出路,还是继续坚持,期待奇迹的出现。

  一个月光迷离的晚上,为了换换心境,我们早早打烊,信步来到不远处的小河边,望着潺潺流淌的河水,回想经商几个月以来曲折的路,无力地坐下,相对默默无言,思绪如这河中的流水,奔腾着、激荡着,碰到石块,稍作停顿,转过一个弯,又向前流去。




  穷则思变,走投无路之际,我们为何不像这河中的流水,碰到石头,另辟蹊径呢?何必不到黄河心不死,一条道走到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还是女人仔细,妻子发现附近没有肉食经营户,居民吃肉,要跑很远的路,很不方便,建议将商店改作肉店。

  有病乱投医,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可回头一想,我们又对哪一门行业熟悉呢?

  汲取了开商店的教训,大目标确定以后,并不急于投资,首先进行市场调研,我在一个肉摊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弄得人家不知内情,用怪怪的眼神打量我,还以为小偷瞄上了什么物品抑或是一个精神病病人;其次是请师傅,涉足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行当,没有人领路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会掉进河里,摔得鼻青脸肿,浑身湿透。不过这一点不用担心,妻子姊妹多,门路广,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一位杀猪卖肉的师傅。

  师傅姓美,可人长得并不美,五十多岁,皮肤黝黑,岁月的年轮过早地刻在脸上,如大西北的黄土高坡,沟沟坎坎。美师傅中年丧妻,儿子已成家立业,分门另过,师傅守着两间破瓦房,风雨飘摇的,太阳底下晒着暖暖,打着瞌睡。索然寡味之际,有人来找,正是求之不得。包吃包住,至于工资嘛,五百不多,二百也不少,没啥样子,银钱看你怎么花,倘若买成辣椒面点眼睛,十块钱一辈子也用不完。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随便给。一看便知是实在人,我们也不能太委屈师傅,商定月工资三百元,待以后生意做起,取得经济效益,自不会亏待。

  接着就是购置工具、设备。杀猪卖肉给人们的印象是脏兮兮、油腻腻的,尤其夏秋,讨厌的苍蝇赶之不尽,杀之不绝;走进肉铺,一股股腐尸的气味,令人闻之作呕。可投资小,周转快,当日进货,晚上就能收回成本,算出利润。我缺少本金,小本生意,就是看中这点,才下决心开肉店的。有师傅的帮忙,区区数千元家什不几天就齐备了。

  查看过老皇历,农历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星期六,是黄道吉日。开张那天,通知亲戚朋友前来助兴。早晨八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过,硝烟还未散尽,早有买主聚拢过来:

  “这家刚开张,肉新鲜!”你要一斤,我称两斤,师傅打肉,我加工,妻子收钱,一时间繁忙起来。将近十一点,一头半大肉销售殆尽。

  第二天是星期天,依然如此。肉卖完后,我粗略地进行了估算,未计工资、房费、水费、电费、税收及其他花销,刚好持平,不赚不赔,我感觉奇怪,就问师傅:

  “是不是肉价卖低了,没有利润。”

  师傅回答:“今天不挣,明天不挣,待生买主变成熟主顾,后天就要赚他们的钱喽。”

  师傅的一席话使我想起“欲取故予”的掌故,“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姜还是老的辣,果然有一本生意经。

  三天之后,销量大减,周六周日除外,每天的一头半大肉锐减成了一片肉,不仅没有丝毫利润,大肉本身还有点烧手,再加上各种费用,亏大发了。我终于沉不住气,又问师傅。

  “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师傅是杜曲镇人,杜曲镇的热豆腐远近驰名,师傅也善于以热豆腐作比喻。

  虽然师傅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可我将信将疑,自己在心里犯嘀咕:

  “即使吃不了热豆腐,凉豆腐也不错,总比饿肚子强。”

  于是,师傅说我嘴犟,不懂装懂,不可理喻。当日不欢而散。

  一天,我多长了一个心眼,进货回来后,不急于出售,首先重新复秤,结果一百零一斤变成了一百斤,师傅说,过秤在一高一低之间,不算啥大问题。于是每售出一刀肉,我都一一记在账本上,最后相加,竟意外地发现,一百斤大肉只能卖到八十五斤强,又急找师傅。师傅也很诧异,急忙校对售肉秤,准准地无误,忙活半天也找不出症结所在,最后只得自圆其说:

  “风吹日晒,折耗了。”随后又补充,“如今卖肉就是不赚钱。”

  居民吃香的,喝辣的,让卖肉的给他们补贴,这个结论打死我也不相信。“分斤折两”、“风吹日晒”,四五斤、五六斤的折秤还勉强说得过去,哪能百分之十五的折;再说倘若卖肉赔钱,谁还卖?又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闲得慌,无事找事。

  但一时半刻又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我疑五疑六,师傅诚惶诚恐,给刚开业的肉店平添了几分阴沉。

  一个偶然的机会,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我的一位朋友做牛羊肉与腊肉生意,摊子铺得挺大,使用两台电子磅。后来国家整治食品市场,生、熟食品不能混放,遂关掉了牛羊肉生意,余下一台电子磅,闲置着没用,想转让于我,在我面前使劲鼓吹电子磅的好处。其时我使用弹簧秤,终于禁不住他天花乱坠的广告,把他的电子磅搬来试用了两天,结果奇迹出现了,不管挣多挣少,肉店开始产生利润。
用电子磅、弹簧秤对照着卖,几天之后,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师傅是老把式,计划经济时代在杜曲镇食品公司杀过猪,卖过架子肉。那时候要先开票交钱,然后才能打肉,师傅形成老习惯,案板上总要放几块碎肉补秤。比如一刀下去打了一斤半还多,报称一斤六两时太低,弹簧秤又起不来,师傅就报称“一斤六两”,随手加一小块,岂不知加上这一小块,可能是一斤七两或者一斤八两。在过去统购统销、利润丰厚的年代,一小块觉察不出,一直没有在意,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同行之间竞相压价,利润本身就很薄,挣的就是那么一丁点儿


,这就是利润!

  1999年春,盛传家畜口蹄疫,人们性命重要,猪肉少人问津,供过于求,养殖户跳楼价、大放血地抛售,许多农民因此赔了老本,不再养猪。到我开肉店时,疫情已过,货源短缺,价格又一路攀升,最高时,长安县批发到四块四一市斤。肉贵了便摊钱,那么一丁点儿,就值七八毛钱,白白送给了人,人情都未落下。而就连这么丁点微不足道的利润,也叫师傅在不知不觉间“折耗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当时经济很紧张,我还是毅然下定决心,花一千余元购买了电子磅。

  肉店不赚钱,师傅心里比我更急。听说西安肉价便宜,师傅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到五公里之外的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那儿批发价三块八,较之长安县有六毛钱的差价。

  “千万别小看这六毛钱,一百斤就差六十元,天长日久,你算算,何止六百、六千!”

  由于我刚入此行,不识货,于是师傅与我一道,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骑上自行车,到批发市场以单车驮货,风雨无阻。

  说起来赶紧捂住嘴巴,小心别笑掉了大门牙,猪肉咬不动,更不能啃了大骨头,白白浪费了口福。长安县有一百多万人口,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盛产生猪的地方,大肉批发价反倒比消费城市——西安市高出许多。门外汉以为长安县杀猪卖肉的心重,想一镢头挖口井,一口吃成大胖子,业内人则将其归功于长安县食品公司和动物检验检疫站的管理有方。

  在西安市所辖的十三个区县中,长安县拥有许多绚丽的光环,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市第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市第一,财政收入全市第一……不胜枚举,可是工资水平总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职工的收入较之市内要差一大截。我的学兄孔庆东教授在《刀下出美人》中,论及韩国的美人是咋整出来的,“拿刀子硬整呗”,与此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刀把子”换成“笔杆子”就行。

  长安县税费重,除正常的国税、地税、工商行政管理费、卫生防疫费、动物检验检疫各税费“一个都不能少”外,仅大肉行业而言,县食品公司加收每头八元的大肉批发管理费;倘若在县境外进货,动物检验检疫站加收每头六元的复检费;再加上西安到长安的运费每头五元,合计一十九元,还不算每日风雨无阻,来回奔波的辛苦劳神费。同“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的道理,猪毛当然要出在猪身上,从而形成了长安肉价高于西安的奇怪现象。许多用肉大户,如宾馆饭店、餐厅食堂、职工大灶等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舍近求远,去西安买肉,这对长安肉食市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长安境内的屠宰场和肉食经营户对乱收费现象意见很大。

  意见归意见,人家有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为,割你没商量。食品公司有大肉稽查队,动检站设检疫科,精兵强将,装备优良,每天早晨来回巡查,双休日照常加班。美其名曰:

  “为了公众的食品安全,吃上放心肉。”

  冠冕堂皇!事实上,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大肉,甚至看也不看,只顾盖戳收费。一旦逃费被捉,轻则补票罚款,重则没收大肉,再从重处罚。

  对于乱收费,屠宰场、经营户叫苦连天,完费吧,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利可图;逃税吧,每日巡查,十回漏网,一朝被抓,得不偿失。于是一些销售大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与食品公司和动检站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一位杨姓同行,家住马王镇,离户县很近,在韦曲青年街开家“诚信大肉店”。一次他在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进回三头肉,未到食品公司和动检站补办手续,被食品公司捉了个正着。因食品公司为企业建制,没有执法证,杨同行底气十足,搪塞着不想交罚款。当时食品公司去的人手少,不便来硬的,假装放他一马,借故出门,却打电话通报给动检站。动检站人多势众,杨同行无法阻拦,肉就被运到了动检站的复检门市部。杨同行是个慢性子,孩子掉到井里都不着急,以为补几张票,大不了再罚点款就能摆平。于是磨磨蹭蹭不紧不慢地筹钱,晚去了半小时,三头大肉便被动检站没收并削价处理,还要罚他两千元,否则不得再营业。三头大肉价值一千七百元,再罚两千,即使一个月黑不当黑、明不当明地加班加点苦干也赚不回来。杨同行哑巴吃黄连,欲哭无泪,最后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才总算摆平此事。

  经营户之间也有矛盾,你逃过费,肉价稍低,就会抢我的生意,我当然不服气,绝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就会点炮,报告食品公司和动检站。他们得到可靠线报,尽管没有搜查证,也会如公安局侦破案件一样,翻箱倒柜地搜查,万一查不出,在你肩头上拍拍“不错,守法经营,好样的”。佯装离去,半路再杀个回马枪,杀你个措手不及。
一次我隐藏了一头大肉,被同行举报,食品公司大肉稽查队出动,人赃俱获。我担心在店里嘀嘀咕咕拉拉扯扯影响不好,知情者知道因为逃费,不知情还以为真的黑心进了不合格大肉,于是任由他们将大肉拉到食品公司。他们不由分说要罚一百元,我问收费、罚款依据,他们拿出了长安县商业局几年前下发的一份文件,而拿不出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我以为他们手续不全,拒绝受罚,他们说我胡搅蛮缠,要没收大肉。我问既然是政策,为什么偏吃另待,只在韦曲地区收费,其余地方不收。其中为首的一位,听说是刚从商业局副


局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反聘到食品公司,专管收费的调研员竟回答:

  “因为韦曲人有钱,所以要收费!”

  荒谬之极,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胡搅蛮缠,胡说八道。然而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个人毕竟斗不过单位,权衡轻重,只有采取财去人安、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以十倍罚款,交过八十元人民币了事。

  某经营户给县境内几家大专院校供货,为了逃费,干脆买辆面包车,于东寨村租赁一院民房,办起地下黑工厂。大量的白条肉不进肉店,直接拉进民宅之中绞、切加工,其质量可想而知。你们食品公司、动检站再厉害,总不至于“私闯民宅”吧!

  《华商报》曾以“要卖肉,先交费,食品公司收的哪门子费?”为题予以曝光,西安电视台也曾经关注。舆论归舆论,说说而已,一阵风就会过去,无关痛痒。食品公司百十号人,要吃、要喝还要发福利、盖大楼,不收费钱从何来?下岗职工上访、失地农民闹事,党委和政府已经够烦的了,如果食品公司再来静坐、动检站上街游行,岂不是乱上添乱,天下大乱?如今,发展虽然是硬道理,稳定才是大目标,平安是福,平平安安对大家都好。

  师傅人好。开店之初,我们在西安进肉,师傅起早贪黑,出大力,流大汗,又手把手地教导我,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培养成切、割、剁、绞无所不能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我永远铭记于心,没齿不忘。他日倘若发家致富,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掘井人,卖肉不忘领路人,逢年过节,必好酒好烟好点心,看望孝敬他老人家,即使师傅百年之后,也当立副牌位,供奉起来,早晚上几炷香,磕几个响头。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师傅也不例外。师傅是杀猪的老把式,打架子肉很在行,对于剔骨案板肉,师傅见过没卖过,用师傅的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说话粗鲁,言辞无忌,“这可不是哄人的话”,“这肉好得跟×一样”是其口头禅,婆娘,女子不爱听;而且年龄偏大,动作迟缓。如今已非物资匮乏的年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当然就该尊为上帝。

  当今眼目下时兴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嘴像抹过蜜糖一样,“婶呀,姨啊”地叫着,奉承得主顾喜上眉梢。嘴不停,手亦不停,打肉、称肉、收钱、找零,动作一气呵成,末了一句“你走好,欢迎下次再来”。顾客心里如同喝了蜂蜜一般,畅快无比,欢天喜地地去了,下次保准还来,说不定还能引来一大帮主顾呢。

  师傅一把年纪,不宜与大姑娘、小媳妇嘻嘻哈哈、打情骂俏很正常,但稍不如意,板一副面孔,黑旋风李逵似的,令人望而生畏,见而却步也是实情。

  一口锅里搅勺把,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自从在西安进货,肉店见到利润,虽然暂时未增加师傅的工资,但伙食明显改善。清晨蛋羹、荷包蛋自不待言;卖肉的喜欢吃肉,大肉是现成的,不用掏钱购买,随手劙一刀就是;鸡、鸭、鱼肉,只要开口,从来没有驳过师傅的颜面,不久,就将师傅吃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在西安进货挺辛苦,肉店产生了利润,师傅亦自觉功劳不小。每日早上忙活一阵子,午饭后生意清淡,小憩一会儿也无可厚非。但到后来,居然一觉睡到大天黑,不叫吃饭不起来,把一摊子杂活全扔给我,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的”,我倒变成了学本事的学徒娃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面皮薄,不好意思抹下脸孔,把话挑明,曾暗示过几次,师傅净打马虎眼,装起了糊涂。

  如今用人,宁给好心甭给好脸,否则做不好东家。人要靠自觉,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干,兢兢业业、勤勤奋奋才能长久,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也算作对打工者的苦口良言吧。

  嘟囔得多了,师傅嘴上不说,心里便吃了气,打起了肚皮官司。幸好人心隔着一层厚厚的肚皮,要不然,彼此的心思一眼就能看穿,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是多么尴尬、难堪和不可思议啊!师傅产生了抵触情绪,表现在言谈举止,对待顾客冷言冷语,对待我家人阴阳怪气,甚至恶言相向,动辄撂挑子不干啦。因为师傅心里很清楚,我还未学会卖肉,肉店里暂时还离不开他。

  注意,我说的是“暂时”,俗语说:“磨子天天转,伙计月月换。”花无百日好,月无三日圆,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如今不是提倡自由择业,双向选择吗?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好言好语抚慰着师傅,心里却盘算着“看你还能牛皮几天?”一方面当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留用师傅,以观后效;另一方面,请我妻哥在别的肉店学习技术,悄悄地作着另一手准备。
一日我有事,师傅独自一人去西安进货。依照以往的销量,除双休日外,我们每天只能销售一头大肉。那天,师傅破例雇用了一辆机动车,赊账进回三头肉,妻子很担心,师傅却说:

  “天凉了,怕熊呢,今天卖不完明天接着卖,反正又放不瞎。”




  绳子往往从细处断,师傅是个乌鸦嘴,说好的不应坏的偏应,果然不幸而言中。第一天卖了不足一半,第二天肉已不新鲜,少人问津,苍蝇却成群结队,不请自来,“嗡嗡”乱飞惹人生厌,第三天直接放进了冰柜,以后没有能够再取出来。放过十天半个月之后,实在无法处理,白白费电不说还占地方,遭人耻笑,只有趁夜深人静之时,做贼似的,悄悄地拿得远远地扔掉。这一次损失几百元,师傅眼睛瞪得像两只鸡蛋。

  农历十月一,棉裤、褙褡穿齐备,当地又称“寒衣节”。按照习俗,要给仙去的老先儿们烧纸钱,送寒衣。逢年过节,肉店生意正忙,师傅却要请假回家烧纸。师傅是孝子,我虽然心里吃气,但哪里有不准之理,遂顺理成章地结清了工资,我声称也要回老家看看,顺便停业歇息几天,对师傅说哪天叫哪天来,师傅满口应承,高高兴兴地去了。这样脸不红脖子不粗,非常体面地辞退了师傅。

  接着叫妻哥前来帮忙。他爱干净,好打扮,几百块钱的衣服,生怕不小心揩油沾光,肉店又非党政办公室,哪里有那么干净?所以干起活来缩手缩脚。他又算得上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整天东家请西家叫的,乡党得罪不起,故来肉店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靠不住事。而卖肉是力气活,离不开男人。这样,我只有自己亲自操起屠刀,长年累月拴在店里,成为地地道道的屠夫。

  师傅在家中闲得无聊,久不见叫,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心里很不平衡,几次找到妻哥,质问他有什么错,为何辞退他,要我们说出子丑寅卯来。

  后来又听说师傅在冬季的农闲时节,蹬着三轮车,游乡串村地叫卖。一天卖不了几斤肉,权当岔岔心慌,发挥余热,混个生活。

  我已经好几年未与师傅谋面了,前段时间,忽然在电视上屡屡看见师傅。身子骨还硬朗,没灾没病,活蹦乱跳的,倒给某诊所做起了广告。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有学问。

  上初中时,鸣犊中学的教导主任杨德林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处处留心皆学问。”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学问”二字的理解,仅限于老师传授的知识与技能,人们常说“看××老师多有学问”,从来也未听说过哪个杀猪卖肉的有多高的水平。走上社会后,摔过几个大跟头,头破血流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学问”二字的深刻含义。




  在人们的概念里,杀猪卖肉是粗笨活,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跟着倒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凡涉及屠夫猎户,无一例外地被描写成五大三粗,力气似牛的形象,如樊哙、镇关西。市井之徒樊大爷,不是力大如牛,鸿门宴上护驾有功,也得不到刘皇爷的重用;至于镇关西镇大哥,连倒拔垂杨柳的鲁大和尚欲与他打架,也担心吃亏,先要损其真元,耗其功力,“剁十斤瘦肉,一两肥肉都不要;再剁十斤肥肉,一丝瘦肉也不要。”

  这些文学大师们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对我等的生活不甚了解,从想当然出发,胡乱描写一番,谬之大也。其实杀猪卖肉也是粗中有细,讲究把式的。

  先说杀猪,“把式”抓一把玉米,将肥猪哄到跟前。猪也忒傻,不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危险在前,即将成为餐桌上的美食,哼哼地贪吃。把式出其不意,趁其不备,一挽子钩住肥猪下颌,猪吃痛,嚎叫着被拉上宰台,两名壮汉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肥猪压倒在宰台上。把式腾出双手,系紧裤腰带,挽高袖子,右手握刀,左手按住猪的黄瓜嘴,左脚踏在猪脊背上,右腿直绷绷地蹬地,然后翻转刀背,朝猪嘴上猛地一磕,猪条件反射地一吸气,脖子下即显现出一个小坑,对准小坑,一刀子捅进去,不歪不斜,正中心脏。深不得浅不得,太深穿心而过,一颗心脏就报废了,太浅触不到心脏,则杀不死,又得捅第二刀。如今提倡人文关怀,猪之将死,其鸣也哀,那撕心裂肺的叫声,让人于心何忍,让猪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尖刀一抽,一股殷红的鲜血“刷”地冒出,猪哼哼几声,四只蹄子乱蹬,挣扎一阵,便不动弹了。

  家乡二道毛杀猪,一刀未捅死,激怒了肥猪,肥猪反咬他一口,冲破围追堵截,撒腿就跑。众人手提棍棒,紧追不舍,于大冢附近,乱棍打死,合力抬回,传为笑柄。

  某屠宰场杀猪,一刀亦未捅死,猪却聪明,不哼不叫,直挺挺地倒地装死。某把式准备烫猪脱毛,正要撴腿时,却被猪不偏不倚,一脚蹬入烫猪的大锅中。众人急忙打捞,结果还是迟了一步,连烫带呛,待送进医院,早已呜呼哀哉,一命归西了。其妻“后走”,依然难以割舍屠夫情结,再嫁杀猪卖肉之家,传为奇闻。

  某养殖户面善心奸,动辄自己拉猪去屠宰场代宰。一次儿子帮忙卸猪蹄,却一刀砍在自己的手腕上,急忙接筋续骨,难免落下残疾。卸猪蹄不成,倒把人的蹄子给卸了,传为笑谈。

  还是继续说杀猪,早有学徒将一大锅热水烧好,把式将手伸进水里一蘸,试试水温,口里吸溜着,添加开水或凉水,水不能太热,烫熟了难出手;又不能太凉,否则毛难脱,一般以75℃~80℃为宜,夏天稍凉,冬季稍热。待水温正好,众人一齐动手,撴腿提尾巴,将猪慢慢地放入大锅中,翻来倒去,反复烫浸。烫好了,再打捞上来,用刨子将猪毛“嗤噜、嗤噜”地刮去。

  刮完大毛,把式又提刀在手,捉住猪耳朵,照准脖子的肉缝隙翻转一劙,人转到猪背后,刀子一歪,猛一用力,大半个猪脸就带到了槽头上。把式说是猪头长得不正,其实是人心不正,头蹄下水才两块钱一斤,而大肉五块多一斤呢!高出一倍还不止,就这么刀下一歪,屠宰场多赚好几块钱。

  把猪倒挂起来,把式舀一勺热水泼在猪身上,用刀子细细地扫毛,基本干净后,就开始开膛破肚,取出五脏六腑,肠子、肝花、猪尿泡,小心谨慎地摘除苦胆,扔在一旁,几个人就忙着撕油,翻肠子。把式这时换过砍刀,扳住猪后腿,“咔里咔嚓”从上往下砍去。这是“破脊”,也叫“分边子”,按道理应该从正中间分开,可把式偏偏分成一边小,一边大,叫“单边、双边”。批发时,双边骨头大,挂在里面,人们不易看到,单边挂在外面,瘦肉突出,一摞一摞的,煞是好看。

  制定政策的人有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做表面文章,搞行政命令,一刀切。比如现在国家强令屠宰场实行机械化宰杀,把猪先用电猫打晕,再捅一刀子放血,然后机械化脱毛。从理论上讲,是很大的进步。因为猪晕倒后,总比活蹦乱跳捅得准确,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机械脱毛,既快捷又干净。但机械化宰杀,有其致命的弱点,猪晕倒后,如同死掉一般,鲜血放不彻底,不如人工宰杀,一刀子下去,猪嚎叫着,挣扎着,蹄子乱蹬,鲜血充分放干净,肉色红白分明,看着舒心,吃着放心。因为死猪肉的鲜血放不出来,瘦肉带混色,肥肉亦是粉红色,嗅之有腥味。机械化宰杀与之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嫌,这是机械化杀猪很难避免的遗憾。所以在长安地界,机械宰杀很不受欢迎,虽然强令屠宰场投资几十万元添置机械化设备,但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

  倘一刀子捅偏,中不了心脏,行话称之为“夹刀子”。剔开排骨,肉中有厚厚的一层淤血,血乎乎一团,半截子排骨、大肉都会废掉,少则二三斤,多则四五斤。如果宰杀了“夹刀子”肉,屠宰工没有工钱,屠宰场批发时扣除一两斤秤,还得给经营户说好话,否则难以批发,这已经形成行规。
杀猪讲把式,卖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代不同了,人们讲求营养,更讲究生活质量。韦曲镇,巴掌大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找也找不着,肉食经营户从二十年前的两三家迅速壮大到一百多家。排骨口感好,比肥肉贵,高把式剔排骨时,刀子磨镵,顺着骨骼,轻轻地放下去,贴着骨头,悠悠地一划,只三四刀,宛若画个弧形,一片排骨就均匀地剔了下来,光滑、平整,恰如一件艺术品,排骨与肉都好出售。如若把式不高,拿捏不准,非伤骨即伤肉,二者均不好销售。




  长安地界穷人多,富人少,排骨不好销售,人们觉得排骨人吃一半,狗吃一半,不划算。不如大肉实在,毛拔干净,连肉皮一起吃,一点也不浪费,而且肉皮不仅好吃,据说还能美容。尤其农村人,一个月难得吃一两次肉,如今钱难挣了,过日子要精打细算。饭菜里不动荤腥,淡而无味,瘦肉又太贵,还是肥肉实惠,既好吃又省钱。

  韦曲镇的排骨大都走了西安市。一大早,西安一些肉食经营户,骑着摩托车,成群结队,来长安收排骨。长安的肉食经营户,对他们既爱又恨,离不开而又见不得。他们都是内行,识货,糊弄不了他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把排骨价格压得很低,而且非常挑剔,这块颜色不好,那块肉又太薄,想方设法少给你钱。但又离不开他们,他们若不来收排骨,长安的排骨卖不出三分之一,尤其到了冬季,萝卜、白菜成为主菜,大肉的销售量大增,排骨少人问津,堆积如山,不卖肉不行,一头肉卖完,赚不下一片排骨,卖得多,赔钱多。

  有位佘老板,原先经营餐厅、熟肉,将多余的一间门店租于马老三卖大肉。马老三生意好,佘老板眼馋,租赁到期,死活不续合同,收回房子自己经营肉店。而对于杀猪卖肉的行当他却是个门外汉,于是佘老板雇用了茬师。2001年春节,我们见西安收排骨的都不来了,赶紧改变销售策略,大肉不剔排骨,连骨头打,谁爱要不要,销量大受影响。茬师一辈子受雇于人,给他人卖肉,根本不会计算成本,刀子抡圆了,使劲地卖,排骨整整地压了一冷库。过完年,排骨变了颜色,发黑,有臭味,四块钱一斤进购的整头肉,排骨一块钱一斤都没有人要。佘老板怕扔在附近,遭马老三等人的嗤笑,乘夜半无人之际,做贼似的开着车,拉得远远的深埋地下。那年春节,我们都赚够了过节的费用,而佘老板却学雷锋似的赔了一万余元。

  卖肉还要能说会道。手不闲,嘴不停,吃饺子用前腿,炒菜来点后腿,红烧肉用五花肉,挑肥拣瘦,各取所需。顾客多不懂肉,靠内行介绍。肉肥说是大猪肉,隔年猪,“宁吃隔年的皮,不吃当年的肥。”小猪肉淡而无味;肉瘦了则说,如今人都怕长胖,肥肉脂肪多,现在谁还吃。到最后连卖肉的把式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肥肉好,还是瘦肉靓。

  杨师已卖肉十余年,堪称个中高手,由穷乡僻壤的山圪,举家迁入县城,一家五口,三个几乎一般大的小子读书,仅靠两口子卖肉,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舒舒服服。杨师每每爱进肥肉,大赚其中的差价,他屡次对人言,肥肉是粮食喂养的,而瘦肉是饲料喂大,饲料中含有催长剂,瘦肉精,对人体有害。一次,杨师不小心,进回淌水肉,颜色淡,一刀子一摊水。人们奇怪问之,杨师回答:

  “现在肉贵,请的杀猪师傅把式高,血放得干净,所以不红;至于淌水,那是肉嫩,水灵灵的,见煮就熟,稍炒即烂。”

  杨师脑袋活,点子稠,将未卖完的大肉放入冰柜,人却在摊儿上守着。“你来买肉,”杨师说,“肉卖完了,我给×××留下一块,他让放在冰柜,下班回来拿。你急用,先拿走,他来我再想办法。”如此这般,把陈年剩货高价售出,还落了人情,人们都说杨师心肠好,能够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我们与杨师开玩笑,说他能把死人吹活,把树上的麻雀哄下来。

  杨师哈哈大笑。

  再谈谈肉质。

  有人以为,国家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以后,出厂的全部都是合格品、放心肉。其实不然,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披露了湖北省钟祥市两家定点屠宰场,专门收购病猪、死猪,屠宰后堂而皇之地盖上检验检疫合格章,送往万吨冷库,加工制成肉制品坑害消费者。而作为国家法定的检验检疫机关,动检站在每月收取四百五十元检疫费后,很少问津,任由少数利欲熏心之徒胡作非为。

  这种情形并非湖北一地存在。农民辛辛苦苦搞养殖,买猪娃,购饲料,本钱摊了好几百,结果病死了,有几人大公无私,舍小家,顾大家,舍得埋掉?大都要想方设法削价处理,以减少经济损失。检验检疫部门与屠宰场天天打交道,抬头不见低头见,碍于情面,有时也得点好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予以放行。到了市场上,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残次品权当正品卖,利润高出许多,唯利是图者贪图便宜,获取暴利。一位人称“白眼狼”的,在农贸市场摆摊卖肉,他非残次品不卖,要么“昏头儿”,要么“茬”,今天倘没进到烂货,宁可歇业一天,也不卖一丁点儿好货。他说正装本大利薄,卖惯了烂货,手松、秤高养成了习惯,卖正装反倒要赔钱。

  还有一位钱老八,在某基地卖肉已有些年头。他与方圆屠宰场都很熟,是个笑面虎,表面上一副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模样,其实是笑里藏刀、刀刀见血的家伙。他来得便宜卖得贱,量也很大,每天至少整两头“昏头儿”、“茬”,混于正装之中销售。你说哪儿不好,“啪”的一声一刀剁掉,你还踌躇着不想买,他随手一刀,又“噌”的一声,将肉皮去掉。大家以为此人心轻,好说话,岂不知他怕你连肉皮拿回去,煮不熟,炒不烂,毁他的名誉,找他的麻烦。他曾对同行坦言:
“我卖正装不挣钱,甚至赔钱,一天两头老茬,赚回差价就行。”

  对于肉食,绝大多数消费者不大懂,即使如我,卖肉几近五年,长期不接触茬肉,对于正装与嫩茬,有时也难以区分。不知者不为怪,买回残次品不足为奇;而个别食堂、餐厅甚至宾馆饭店,买过多年的肉,凭经验都能区分出好坏,他们专门购买残次品,以追求最大利润,反正招待宾客,赚取银两,自己又不吃。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残次品会不会吃死人?一般来说不会,只要不是“毒鼠强”、“三步倒”药死的。经过高温消毒,生肉变成熟食,杀灭了大部分细菌,而人又具有一定的免疫能力,一次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当时一般不会出现意外事故,只是感到肉不香,味道怪怪的,还以为是少放了某种作料或厨师的手艺不高所致。但我猜想,极有可能将病菌积聚于人体之中,日积月累,侵蚀人的器官,终于有一日,抵抗不住时,就会爆发,这也可能是现代人类多生一些怪病的缘由之一吧!

  一般来说,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被各种疾病所困扰,给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带来莫大的痛苦,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有权有势者还是平头百姓,没有几人能摆脱疾病的纠缠,生命被一点一滴地侵蚀,金钱和权势都将无济于事。

  那么人为什么会患病呢?

  除正常的衰老,人体机能衰退之外,人们通常认为“病从口入”,是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所致。但人们也许会奇怪,在当今的文明社会,大家处处讲卫生,在外面吃饭使用一次性餐具,有的饭店使用消毒橱柜等等,那么为什么人们总又离不开药品和医院呢?

  通常的说法是人“吃五谷,生百病”。把罪魁祸首归于五谷,即食品,包括粮食、蔬菜、肉蛋等一切可食用的东西。蔬菜之中有农药残留;面粉、大米、茶叶、粉丝都含有各种添加剂、增白剂。人没有长尾巴,有时比毛驴更难以辨认,有的餐厅表面上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老板、厨师、服务员衣冠楚楚,有模有样,可是你敢走进其厨房、卫生间看看,悄悄地跟着他采购看看,有时真会让你触目惊心的。

  在此,我郑重地告诫大家:请注意你的食品安全!

  那么如何选购放心肉呢?

  卖过几年肉,我也算得是业内人士,通晓其中的奥妙。长期以来,凡在外面吃饭,除非对饭店底细十分清楚,我一般不吃荤菜,尤其是带馅的食物,如包子、饺子、炸酱等。人们觉得奇怪,问时,我便回答,自己是吃斋念佛之人,戒口。事实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凡杀猪卖肉之人,都喜食大肉,而且愈肥愈好,几乎无一例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自己不爱吃肉,想像别人亦不爱吃,即使卖肉,也不会有人要,择业时,自然不会选择这个行业。记得一个小故事,从前一位穷人给财主扛长工,财主很吝啬,长期不吃肉,进而讨厌大肉。一次长工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财主很心疼,便罚长工吃大肉。长工暗自高兴,表面却装出一副难以下咽,非常痛苦的神态。以后每次嘴馋的时候,照例故意打碎一只碗,然后对财主说:“东家,你处罚我吧,大肉太难吃啦,吃得人恶心直想呕吐。”即使杀猪卖肉一本万利,这位财主也绝不会去开什么劳什子肉店。

  在卖肉之前,我是不怎么喜欢吃肉的。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洋芋、萝卜、浆水菜,饭碗里难见荤星星,偶尔吃一点点,肠胃就接受不了,拉稀,肚子要疼好几天,奶奶便说:“吃滑肠了。”久而久之,对大肉亦失去了兴趣。之所以选择这个行当,实在是商店生意难以为继,万不得已而为之。杀猪卖肉之后,瘦肉好出手,又能卖高价,便把瘦肉先卖出去,剩下肥肉,有时卖不完,尤其到了夏季,白花花、油腻腻的肥肉更令人望而生畏。

  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之下,经历过1999年的高价,到2000年,农民认为养猪有利可图,又纷纷养猪,结果供过于求,肉价又跌了,肋条肉十元四斤。实在卖不完时,扔掉了可惜,于是一家人煮上一锅,或包饺子、包子,或烙肉饼,或夹馍炒菜,甚至纯粹吃肉。反正肉比菜便宜,这一吃不打紧,逐渐上瘾,以后非肥肉而不食了。

  当然,卖肉的吃肉,是绝对放心安全的,稍有疑问,自然不会吃;不放心的食物,即使垂涎三尺,也绝不食用,这是我吃饭的原则。有段时间,我的肉店拆迁,我失业在家,女儿嘴馋,非要吃饺子不行,我心烦,自己又不想包。韦曲街头,餐厅、饭店林立,但我宁愿骑上摩托车,带着女儿,舍近求远,跑到两三公里之外的一位朋友的餐馆吃饭,图的就是放心。我了解这位朋友,他在部队喂过猪,当过炊事员,复员后又开餐馆多年,也算半个卖肉的,识得好货、歹货;更主要的,其人正直,见不得掺假使坏,不发不义之财,采购时只要货好,从不讨价还价。

  对于大肉中的奥妙,用我师傅的话讲:“诡道大着呢!”一般杀猪卖肉的,对此讳莫高深,秘而不宣,担心人们知晓了其中的门道,生意更不好做,人民币更难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踢踏了自己的饭碗。

  我豁出去,不妨教大家几招,以我多年屠夫生涯的经验结晶,回报关心我、爱护我的人们,也算作以德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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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14 08: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饲料上讲,青草、稻糠等粗饲料喂养的猪是肉中上品,生长周期约为十个月至一年,色艳味美。西方国家提倡放牧式喂养,在这一点上,德国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加拿大紧随其后,这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其缺点是生长慢,周期长,造价高,肉皮厚。也正因为生长周期长,其味道才鲜美,譬如春小麦较之冬小麦生长周期短,口感不佳,殊途同归,道理是一样的。




  博士猪倌陈声贵,放弃美国某大学的洋博士学位,中途辍学,在秦岭山区,搞家、野猪杂交繁育、放牧式养殖。此事经《三秦都市报》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陈博士曾两次来长安找我,拟商谈产供销一条龙事宜,适逢我外出,都未能见到。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来陕采访陈博士,约我一同前往,我有幸参观了陈博士的生态养殖场。

  陈博士当时已经很没落,位于宝鸡市区的“野味餐厅”早已人去楼空,赊销了养殖场内七十多头尚在生长期的大小生猪,与其合伙人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据说一年多时间已累计亏损二十余万元,我认为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

  陈博士出生于福建山区,注定一辈子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兰州大学毕业后,考取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后因学业优异,又被美国某大学录取,以全额奖学金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在外人眼里,陈博士前途无量,一片光明。而陈博士好像脑子进了水,入学仅四个月,就放弃令人羡慕的留洋博士头衔,毅然回国,一头扎进宝鸡的大山里,运用所学的知识,搞起了生态养殖。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由于嘴馋,成为英雄,闻名遐迩;而第一个吃野蘑菇的人,同样由于嘴馋,却暴死荒郊。对于陈博士这种以身犯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行人钦佩不已,同时对他的鲁莽行径深表痛惜。临告辞,我对陈博士提出四点忠告:第一,如有可能,赶快返回美国,完成未竟学业,若能争取将生态养殖列入科研计划,带着项目进山,则旱涝保收。第二,尽量运用专业所长,造福人类;学非所用,若无特殊际遇,道路将十分艰难。第三,不要与中国广大农民争饭吃,农民本身要求很低,将自己降到同农民一个层次,一文不值,更无好结果。第四,也是最实际的一点,家、野猪杂交,优胜劣汰,思路不错,可搞良种培育基地。但必须了解目前什么是良种,用平原地区早已淘汰的品种作基因,绝不会培育出优良品种。

  用粮食如玉米、麸皮等喂养的生猪,肉质也为上品。但必须生食喂养,这样,饲料中的营养成分损耗少,猪吃得也少,大肉质地反倒瓷实。一般饲养户不懂其中的道理,喂猪如同人吃饭一样,习惯将饲料煮熟,再加些粗料,拌在一起混喂,尤其到了冬天,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事实上,饲料在蒸煮的过程中,一部分养分已遭破坏,猪又喜欢熟食,使劲地憋,愈吃愈多,最终吃成了大肚皮,不一定生长快,反而肉质松软,如同泔水喂养一般,成为肉中的下品。一次我出售朋友喂养的生猪,疑为泔水肉,但朋友不拉泔水我心知肚明,泔水肉从何来?急叫朋友来问,原因竟是熟食喂养,难怪与泔水肉并无二致。

  规模养殖场一般采用精饲料喂养。饲料厂加工精饲料时,研究了猪在各个生长发育阶段所需的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形成不同的配方。用精饲料养猪,生长快,周期短,肉亦嫩,颜色鲜艳,经济效益好。但因饲料中含各式各样的添加剂,有时添加剂超标,对人体无益,是否有害,目前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的主张,少吃为妙。

  泔水喂养的生猪为垃圾食品。晚上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地有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即有拉泔水的车辆经过。一般食堂、餐厅与养殖户都有不成文的约定,你帮我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我将泔水给你。有的宾馆、饭店、大灶甚至将泔水出售。如今物价上扬,泔水亦成为抢手之物,肥水不流外人田,高等院校坐落的村镇,泔水也成为该村镇乡民的专利,外人不得染指。

  切记,猪的肾脏功能不发达,解、排毒系统欠缺,不得纯粹以泔水养猪,必须混合其他饲料稀释食盐浓度,否则会造成食盐中毒,猪会死掉。泔水喂养的生猪,肉软多油,无论冬夏,即使放进冰箱冷冻,只要不结冰,仍难以冻硬,绞出的肉馅如同拌汤,其味不醇,为肉中下品。

  长安有位屠夫叫马黑子,既收生猪屠宰批发,又开着肉店零售,生意往往不能两头兼顾,肉店经常剩货。他说:

  “我最喜欢卖泔水肉,冰柜中冻过两三天,拿出来还当新鲜肉卖。”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行外之人的确看不出是陈货。

  从膘头上讲,二指厚膘,红、白分明最好,过肥则太腻,过瘦则无油。肥肉中的瘦肉酥,瘦肉中的瘦肉柴,“要吃肉,肥中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一些人过分强调瘦肉,给“昏头”“茬肉”提供了市场,因为“昏头”的肥膘是粉红色的,“茬肉”皮煮不熟,卖残次品的人将之剔成精瘦肉,能高价卖出最好,倘若卖不了,就会搭进其他肉里出售。前文提到的钱老八,就是这种卖法,显得落落大方,极具欺骗性。所以奉劝大家买肉时,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反而吃了大亏。倘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病症,不能吃肥肉,宁可掏高价,眼看着从肥肉上剔瘦肉,现成摆放在案头的瘦肉轻易不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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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14 08:20:34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品系上讲,过去一些老品种如江猪,肚大肉肥,生长周期长,味好,但皮厚,不好卖,经济效益不佳,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淘汰。前文提到的陈博士,就是以这种品系的家猪与野猪杂交,故不能培育出优良品种。现在一些新品种,如长白条、约克、杜洛克以及一些杂交二元、三元品种,生长快,瘦肉率高,养殖户的效益好,但肉不香。许多人抱怨如今的大肉没有过去的好吃,除了大肉已经不是稀罕之物,稀松平常之外,其道理大致就在这里。




  以上是“正装”肉,下面略谈残次品。

  次品之中,首推“茬肉”,即老母猪。茬肉分老嫩,下过三窝猪崽之内的称“嫩茬”,是猪的妈,如煮,肉烂皮不烂,爆炒,常不能熟;四窝以上称“老茬”,是猪的祖母,肉、皮均不烂,食之伤牙,犹如咀柴,倘用做肉馅,勉强可食。国家允许出售茬肉,但必须挂牌经营,标明茬肉,低价出售。但据我所知,卖茬肉的经营户,没有一家标注茬肉,都是混于正装之间,以次充好,蒙蔽消费者,牟取暴利。大家选购大肉时,如果遇到肉色泽鲜艳,如同牛肉,而出售者又异乎寻常地热情,积极主动去皮、绞馅,则必定是茬肉无疑。

  前文提到的茬师,五十多岁,本姓马,卖了一辈子茬肉,业内人称“茬师”或“老茬”,甚至忘了他的本姓。在关中方言中,“茬”、“查”不分,久而久之,人们以为其真姓“查”了,可见其卖茬,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十多年前,茬师所在的村庄过会,茬师心沉,整到一头老茬,在村中出售。有好事者故意去茬师处买肉,茬师要给去皮,好事者死活不依,拿回家煮不熟,给茬师送来,挂在门上,茬师遭乡党斥骂。从此,茬师不再自己卖肉,专门受雇于人,做起了伙计。

  茬师有一套好说辞,哄得人上过一次当,不由得再上第二次、第三次。他说:“一天哄一个人,世界上的人十辈子都哄不完。”

  至于病、死猪肉,行话称之“急宰”、“抿嘴子”、“红货”,意为稍微耽误,就会死掉,必须急急地宰杀放血。其肥肉的膘色泛红,嗅之有腥臊之味,肉食经营户一般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售,常剔为精瘦肉,用以搭秤,肥肉绞馅,所以说案头上的纯瘦肉轻易不要购买。

  下面简述“注水肉”。

  我亲眼见过给牛肉打粉。一次我去一家腊味店,见老板将粉面用水稀释,吸入针管,分几处缓缓地注入生牛肉中,然后在咸盐水中浸泡几天,待调料渗入,再捞出煮熟出售。一般不注入粉面的生牛肉,每斤可煮六七两熟肉,注过粉面后,达到八九两,甚至斤对斤。

  我孤陋寡闻,从未见过给大肉注水,但有的大肉的确淌水。根据我的经验,生猪在临宰前不能喂食,只喝少量的水,饿其一天、两天,宰杀后一般不会淌水。但现在肉价高,人们担心生猪挨饿掉膘,折了斤两,饱食时宰,这是其一。其二是猪宰杀放血后,要及时去毛,开膛破肚,不能拖得时间过长。有的屠宰场为赶时间,抢速度,同时放倒许多,不能及时开膛,体内热量无法排出,导致淌水。其三,开膛后,肉必须倒挂起来,充分晾好,再装车运输。有时肉未充分晾好即装车,一头压一头,或挤成一团,同样导致排热不畅。以上几种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大肉淌水,有时为一种原因造成,淌水程度轻微,有时几种情形兼而有之,淌水程度严重。淌水肉色淡,至于杨师所说“肉嫩,血放得干净”等等,完全是瞎编乱造,一派胡言,糊弄外八路。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淌水肉均不新鲜,细菌超标,很容易变质。

  不过最近听说确实有人给大肉注水,宰杀时将生猪挂起,从猪嘴中灌入自来水,直至生猪承受不起,即将死掉,才匆匆放血,据说每头生猪可注水5~10公斤。但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不敢妄言。

  开店做生意,货卖回头客,并非火车站的生意——一锤子买卖,宰你没商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一传十,十传百,赢得良好口碑,生意才会稳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售价稍高就会失却许多市场,所以同行之间互相压价现象严重,导致大肉的利润很薄,通常冬季二三毛,夏季四五毛。大家在选购大肉时,不要贪图便宜,更不必胡乱砍价,要知买者不如卖者精,无论到了何时,都要记得,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赔钱的买卖,谁都不会去做的。
我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别人不说,连儿子都喊我“老腐败”。

  也许受传统伦理、孔孟之道影响太多,中毒太深的缘故吧!在物欲横流、人民币至上的拜金年代,坑蒙拐骗之事却做不出,从来不敢染指残次品,同行笑我:

  “猪脑子,放着银子不会赚。”




  屠宰场与经营户之间,每天打交道,一般都能诚信经营,按质论价。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有个别批发商,在批发市场等鬼市学会了蒙人、骗人的伎俩,将残次品混于正装之间,欺你粗心或者不识货。

  某位批发商给我供货将近一年,合作愉快,彼此建立了信任关系。俗话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一次马失前蹄,收生猪时看走了眼,将嫩茬当正装收回。我当时看着个儿挺大,皮糙肉厚,心里不瓷实,又不敢肯定,问他时,他拍着胸脯:

  “没劁净,正装货,放心卖!”

  分割时,却不停地淌奶水。我蒙了,急打电话叫他来,问他如何解释?他仍然狡辩,又试图削价处理给我,我戴着眼镜,眼里揉不进沙子,当时怒不可遏,不由分说,将分割得七零八落的茬肉扔到他的车子上,让他拉走,从此断绝来往。以后其人多次找我,买烟、请吃饭,甚至七扭八拐扯上亲戚关系,逢年过节给我拜年,试图恢复供货关系,均被我拒绝。

  我首先把好进货关。一是生猪健康,有毛病的免谈,这从皮色中可以看出;二是现宰,隔夜货不要,图个新鲜;三是膘头适中,过肥过瘦都不行;四是屠宰干净,无血无毛。宁可贵一点,也要一流货。其次度量衡标准,在韦曲率先使用电子磅,绝不短斤少两。这样,惨淡经营两年,小店就小有名气,回头客愈来愈多。

  然而当生意逐渐走上正轨,将要赚钱的时候,2001年9月,长安县在环南路建设综合批发市场,肉店所在的门店拆迁了,我又一次面临失业的威胁。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看见农民就倍感亲切,可以说对农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更无意诋毁农民。但毋庸讳言,农民有时刁野蛮横,依杖人多势众,以大肚子夯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

  当年的肉店,是某村民小组的房子,从姚××手中接过来后,即与村民小组签订了合同,并预交一年租金。县上征用该地时,给予村民小组一定的经济补偿。依照常理,合同未到期限拆迁,属于村民小组违约,应赔付二十八户经营户的经济损失。但生意人胆小怕事,信奉财去人安的处世哲学;又都来自四面八方,犹如一团散沙,各自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有的经营状况不好,连续亏损,有的关门停业等等。不能团结一致,被村民小组各个击破。房租在村民小组手里攥着,最终非但不赔偿损失,还给经营户计算水表、水管、龙头、门窗等物品的折旧费,胳膊肘子朝里拐,七算八算,房租亦未退清。头天下午退还了部分租金,晚上就断水停电,限即时搬离,毫无缓冲的余地。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是中秋节,2001年中秋节与国庆节“双节”同日,那天生意异常火暴,经营户尚在拆迁大甩卖,民工已经爬上屋顶,抡起八磅大锤,“丁丁冬冬”开始拆房,弄得经营户不得不以“挥泪大甩卖”、“跳楼大放血”的价格倾销商品。

  最终还是出事了。因拆迁准备不足,草率动工,拆房中发生了倒塌事故,一位民工不幸身亡。村民小组未给经营户的补偿,却赔付了民工的命价。

  有金要往脸上贴,倘将脂粉搽到屁股蛋子上,谁个看见?

  不知何时,县办工业企业全部停产,工业局也改为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隶属经贸局,安抚着几千名下岗职工不要越级上访,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与此同时,市容环卫管理局却迅速膨胀,升格为一级局,成立了市容监察大队,大张旗鼓地整治市容环境,将大街小巷的小摊小贩们撵得鸡飞狗跳墙,下岗职工想摆个地摊养家糊口已不再可能,做买卖必须进店经营,门面房顿时身价倍增。

  肉店拆迁后,我无事可干,下岗在家,除了照看孩子,就是逛街轧马路,偶尔再就业,无非就是搬砖砌长城。表面上,俨然一副功成名就、退休养老的架势,其实内心却异常沉重。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嗷嗷待哺,妻子愁眉苦脸,丈母娘长吁短叹。作为一家之长,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理应生活的重担肩上挑,可不能让妻儿老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寻找门店继续杀猪卖肉,还是重操旧业,再搞装潢?装潢已经放弃了两年,重拉杆子,谈何容易;卖肉倒是轻车熟路,可是税费重房租更贵,所以一时犹疑不定。

  表姐的出现,又给我带来了一线生机。

  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多年以来,我浪迹社会底层,混得灰头灰脸,没个人样。看他人升官加爵,春风得意,自己自惭形秽,便很少在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不知冷落了多少热心人,失却了多少社会资源。

  表姐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于附属医院,经过十多年的锤炼,已经成为该医院的业务骨干,说一不二的人物。长安某中学校长患病,就医于该医院,通过熟人关系,找到表姐,得到表姐的悉心关照。病愈出院时过意不去,无话找话,许诺空头人情:
“我在长安教育界人熟悉,有事尽管来找我,没有办不到的。”

  表姐学西医,读英文资料而不读四书子集。《老子》六三章断言:“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中华民族的先哲早在几千年前就一语道破了“诺”与“信”、“易”与“难”的辩证法。表姐不懂得这些,轻信了某校长的诺言,将我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他,希望他能帮忙,校长亦满口应承。表姐夫妇遂将之作为特大喜讯星夜告知于我。




  当是时也,县教育局是我中学的一位老师任人事科长,有昔日师生的情分,在不违反党的政策、国家的法令的前提下,估计能够网开一面。难就难在人事局,是控制着行政事业指标编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更难办。恰有北京读书时一位同学的堂兄,时任长安县×镇党委书记,与人事局局长私交甚笃,他同情我的际遇,多方奔走呼号,又主动与我联系,一纸便条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人事局长很忙,我厚着脸皮,找过几次,终于见了面。本以为局长高高在上,会摆出一大堆大道理推三阻四,末了一句“研究研究”,然后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我就会断绝了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一心一意奔自己的小康。然而做梦也未想到局长会出人意料地平易近人,答应特事特办,手续从简。至此,事情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一个秋风送爽的日子,我与表姐夫妇相约来到某中学校长的办公室,寒暄之后说明来意,校长亦很热情。

  “名校毕业,主课教师,我们求之不得。”

  不愧为一校之长,说话干净利落,掷地有声。我等暗自庆幸,遇此领导,也不枉于许多日的劳心费神,东奔西走。这时校长接到电话,说某领导来了,必须出面应酬,说罢摇摇头,摊摊手,耸耸肩,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态。我等理解校长的处境,各方神仙都要敬到,于是约定改日再谈,告辞而出。

  第二次见校长,是三日之后。表姐要陪我一同前往,鉴于表姐工作繁忙,我又非三岁小孩,知道仨多俩少,遂谢绝表姐,独自前去拜谒。校长重复过老话之后,又增加了一句:

  “不过必须试讲,这是学校的规定,谁也不能例外。”

  作为一位重点中学的最高行政长官,对学生、家长乃至学校负责,合乎情理。校长是语文教员出身,课程很熟,随即指定一课,让我回家准备,约定一周之后安排试讲。并语气暗示,试讲只是形式,以我的具体情况,做做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弄不好倒要闷出毛病来。于是翻阅了不少久违的资料,观摩过名师授课的影碟,广征博引,自以为准备得相当充分。第三次面见校长,校长又说不必试讲了,学校目前办公室缺人手,要不先写篇文章看看文采?如果胜任,先呆在办公室,边工作边听讲、备课,准备充分再上讲台岂不更好?

  我想想也是,毕竟这么多年自己所从事过的职业与教书育人风马牛不相及,有个过渡阶段,能够顺利进入状态当然最好不过。亏得校长思虑周详,连细枝末节都替我考虑周全了,不由得怀着感恩戴德之心,冲校长点了点头。

  校长随即命题,自己长满老茧的手提起笔杆子很生疏,待到文章完成,又过了十余日。洋洋数万言,校长只一句:“写得不少。”于是走马观花、一目十行地粗略翻过几页,就置于案头:

  “这样吧,你再等一段时间,咱们民办初中正在加紧施工,待学校建成,再行聘用。”

  我听到“聘用”二字,立即头大如斗。我已经吃足“借调”的苦头,极重名分。“聘用”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借调”的同义词吗?我一再说明,人事局、教育局均同意,是“调动”而非“聘用”。但学校试行人事制度改革,连校长亦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事后,办事老到者给我点窍:

  “人家初步同意,你就要有所表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你的头脑太不开窍了。”

  可惜世间没有后悔药,人的一生总有几桩憾事。十年前,张先生在位时,邀请我加盟,我心高气傲,不愿意局限于学校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而婉言谢绝,如今梦想破灭,穷途末路了,把脑袋削尖,使出浑身的解数又钻不进。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奶奶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爷去卖肉。猛想起一则故事,寓意深刻,大意如下:

  一位穷人应聘微软的清洁工,试工后被录用。主考官要穷人留下E?mail,以便于将用工通知书发送给他。然而穷人没有,主考官很不乐意:“作为微软的员工,怎么可以没有E?mail呢?”于是穷人落聘了。从微软出来,穷人摸摸衣兜里仅有的十美元,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四十磅马铃薯,准备带回家临时充饥,先凑合一阵子再说。回家的路上却有人要买马铃薯,穷人从中受到启迪,开始上门配送服务。日积月累,几年之后,滚雪球似的,十美元滚成上百万美金,穷人思虑有钱了,应该给家人买份平安保险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上门服务,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没有E?mail。

  “如果拥有E?mail,您应该是千万富豪了。”保险业务员遗憾地断言。

  “不,如果拥有E?mail,我早就是微软的清洁工了。”百万富翁急忙纠正。
天无绝人之路,上天有好生之德。一日闲得无聊,在街头瞎逛,路遇几位老主顾,问及近况,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他们叹息之余调侃道:

  “你不卖肉,害得我们都没地方买放心肉了。”

  言者无意,闻者有心。我杀猪卖肉两年,在环南路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何不利用现成的


资源,重操屠刀,再作冯妇?于是经过充分筹划,2002年元旦前夕,我在韦曲南街重新高价转让来门店,简单地进行整修之后,肉店又开张了。

  一般来讲,车碾旧辙,买主走熟路。专卖店轻易不能歇业,倘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顾客会认为不实在、靠不住,销量就要大打折扣。新店开张之初,因熟客稀少,税费增加,生意萧条,第一个月即赔本一千元。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利用与屠宰场熟悉的优势,将头、蹄、下水等批发进来,加工卤肉销售,以增加品种。

  一般卤肉店,为降低经营成本,往往调味品少放,肉煮得生硬,我将之作为副业,正好相反。一位从青海省公安厅退休回乡的老者,第一次来我店里买猪肚,吃着舒心,第二天又来,将肠子、肚子全部买走,放在冰箱里慢慢享用。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许多老主顾又陆续找到小店。第二个月盈亏相抵,第三个月略有盈余。从此,生意一月赛过一月,至2003年“非典”时期达到峰巅。

  有人也许奇怪,“非典”时期,人们畏SARS如蛇蝎猛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使迫不得已,也会戴上厚厚的防毒面具,缘何生意还会火暴?

  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静下心来,逐渐想通其中的道理:愈是非常时期,人们把生命愈看得贵重,即使是惜财如命的人。在屠宰场,按质论价,我看见歹货,就心慌意乱。只要货好,即使无人要,放在案头,也看着舒服,所以总是进购一流货,价格略高。一般居民不在乎两三毛钱,吃个放心,但有的食堂、餐厅、饭店计算成本,专拣便宜货。“非典”时期,饭店生意一落千丈,而我的客户散户居多,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因而异常火暴。

  一些同行看着眼馋,以为我祖上烧了高香,选中了风水宝地,于是纷纷迁址,想方设法搬到我的附近。我刚开业时,韦曲环南路一带仅我一家肉店,短短两年,竟增加了二十余户,快变成“肉食一条街”了。

  一天卖七八头肉,十分繁忙,卤肉早已顾不得做了。每日凌晨四五点就得起床,着手准备工作,妻子在一旁帮忙。刚开始很不适应繁忙的体力劳动,胳膊腿都肿胀了,一摁一个深坑,半天也不能复原,几次想找帮手,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随着技艺的日臻成熟,胳膊腿也练就了非凡的功夫,慢慢地就习以为常了。

  较之长安,西安的大肉批发价格低。为了节省几个钱,到了冬季,我有时到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

  晚上关了店门,雇个汽油嘣嘣车,八时前后准时到达批发市场。批发市场是鬼市,价格不稳,忽高忽低。倘遇雨雪或者周末,市场的货少,价格看涨,这时不敢犹豫,抓紧时间赶快上货,最好找熟悉的批发商,照顾情绪,多少也得优惠点。否则,一转眼,价又涨了,甚至断了货源,第二天案头就得揭白板。当然也有“蹲死”的时候,一头头大肉挂过满满几十杆,少人问津。这时,你千万谁都甭搭理,躲得远远地,找个地方坐下,慢慢地喝酒抽烟,饭钱、烟酒钱不用操心,批发商会替你买单。你要是沉不住气,瞅上熟人一眼,他就会把你黏住,帮帮忙也得进他的货,他给你再优惠,最终发现还是价格太高了。

  批发商精明得很,一看偌大的市场空空荡荡,就会猴急,狗急跳墙,担心批发不出去,臭在手里血本无归,“唉”的一声,赔本的买卖行家做,竞相跌价。这时再瞅准时机,适可而止,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人心没底,一刀子就想将人家割死。否则,到了最后,价是很低,但也没有了好货,得不偿失。

  装车之后拉到韦曲,又不敢贸然直接进店,必须先拉到食品公司和动检站的复检点,分别上完费,第二天方敢放心地出售。

  嘣嘣车的载重有限,拉七八头肉,已累得气喘吁吁。一次,批发市场“踢死”,我进了十头肉。人自然无法坐,我步行一截路,刚坐上回韦曲的中巴车,手机响了,嘣嘣车的车胎爆裂在了批发市场的大门口。我赶紧下车往回赶,白白浪费了不少感情,还是借不来千斤顶,只好在马路边铺上塑料布,将大肉一头一头地卸下,一人看货,一人找地方补胎。

  将车修好,我又去乘中巴时,已到了晚上十点,中巴车主趁火打劫,票价成倍地翻,一元变成了两元。没办法,总比出租车便宜,先坐上再说。将到韦曲,手机又响。车又坏在了三爻村立交桥下,气得我差点儿把手机摔了,想想摔了也是白摔,还得花钱另买,又没处报销。我又下车,急往回折,一摸口袋,已被中巴车打劫得一文不名。好在韦曲距离三爻村并不远,于是就发扬红军二万五的精神,步行过去。走到立交桥下,嘣嘣车踪影全无,照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过去,对方是公用电话,说人八辈子前都走了,待要仔细询问,对方挂断了电话,再打,对方索性不接了。

  嘣嘣车司机的小灵通既不灵,也不通,偏偏在这时,老天又故意与我作对,竟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我又冻又饿,久找不着嘣嘣车,以为车修好之后又开走了,就又返身往回赶,还未走到,电话又响,问我怎么还未到?我询问具体位置,才说在安泰酒店附近,离立交桥尚有一段距离。我的肺几乎被气炸:
“附近就是安泰酒店,那么大的标志性建筑,偏偏要说立交桥,眼睛莫非让鸟给啄了?”

  生气归生气,牢骚归牢骚,心平气和之后,问题还得解决,谁让咱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上了卖肉的这趟贼船呢?




  查来查去,找不出症结所在。嘣嘣车发动起来,马达轰鸣,就是纹丝不动。问过司机,才知道路不平,颠簸了一下就成了如此模样。

  已经接近午夜子时,冷风飕飕,雪花飘飘,寒意阵阵。车坏在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平时那么多修理铺,紧要关头,却一家都找不着。万般无奈,只有先卸载,再作计较。奇怪的是,货卸完后,嘣嘣车一发动,“呼”的一声,险些撺进路边壕沟,司机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发现嘣嘣车偷工减料,钢板太软,稍一吃重,车厢下沉,车帮与轮胎紧紧地粘贴在一起,成了自然的闸皮。

  一晚上折腾了两次,我精疲力竭。另雇了车,将货拉回肉店,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冬冷寒天,刚睡下脚还未暖热又得起床,况且熬过了眼,不一定能睡得着。”想到这里,索性不睡了,泡杯浓茶,过足烟瘾,喘口气,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自此以后,再从西安拉肉,不再雇用嘣嘣车,改换成面的,不就贵几个运费吗?人可舒服,不用风吹雨淋,不必担惊受怕,如今都讲提高生活质量,咱们把工作质量也提高提高,想必不会遭什么非议吧!

  后来,与批发商逐渐熟悉,他们见我量大,争先恐后地给我免费送货。有一次,我进了十二头肉,批发商的东风大货车给我拉回。累了一天,我自己也懒得卸货,便雇了一位“板的”司机,说好十二头肉给七元钱。“板的”司机抱一片数一次,肉架子上已挂了十多片肉,车子上还有很大的一堆。待弄明白了“头”与“片”的区别后,“板的”司机连呼上当。

  我当初的肉店叫“百兴肉食店”,取“百姓”之谐音,喻百业之兴盛,可惜未能长久,也未能兴盛,结果无疾而终。新店开张,仍沿用过去的老招牌,一方面,节省一百余元,不用另做新招牌,更重要的是借老招牌招徕老主顾,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

  2003年,长安撤县设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堪称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宣传长安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于是有关部门斥巨资请来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的明星、大腕们演艺助兴,市容环卫局亦开展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大检查活动。我的招牌陈旧,影响市容,更影响长安改革开放的形象、招商引资的大局。市容局令我摘除,否则强制执行,还得收执行费。我想新店已经营一年有余,老主顾都知道了我的所在,要不要招牌无所谓,于是就不打算再做新牌匾。

  然而,市容局不同意,他们要规范管理,严格实行一店一牌制,没有招牌,就得关门,决不姑息养奸。

  初中时的一位同学王会延,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考取某炮兵学院,分配至银川某部队服役,后提升为团职。2003年功德圆满,拿了几十万元退休金光荣退休,回乡省亲,听说我在县城杀猪卖肉,想找我喝酒叙旧,可是问遍了大半个韦曲,没人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找眼镜,同行没有不知道的。”事后我对他点窍。

  我认为,招牌是一个门店的名称,如同人的姓名一样,只是一个符号、代码,要尽量简洁明了,通俗易记,最好能与主人联系起来,反映主人的特征。我刻苦读书十余年,死读书读死书,没能读懂社会,却读坏了眼睛;知识奉还给老师,近视眼却留给了自己。无论干什么,总离不开厚重的老式眼镜。消费者不知我姓甚名谁,便以“眼镜”称呼我,我也稀里糊涂,胡叫冒答应,久而久之,“眼镜”便成了我的“绰号”,也是我的特征,可以将我与其他肉贩子区别开来。同时,虽然这么多年自己从事的职业与文化边儿也沾不上,但在骨子里,我恬不知耻,厚着脸皮,仍以文化人自居,“眼镜”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故取名“眼镜肉店”,寓自食其力,开店做生意不欺客,绝非古时候的蛮横屠夫镇关西。

长安地区盛行鲜肉,冷冻货、排酸肉没有市场,尤其天热的时候,肉放在外面招苍蝇,分解后放入冰柜,刚放下不足五分钟、十分钟,案板上的货不多了,你拿出来,顾客用手一摸,冰冰的,凉凉的,以为陈货,就不乐意购买。倘遇见四川民工,拖着长长的川调,一声“冻——肉——”,扬长而去,头也不回,绝无解释的机会。

  早晨刚杀的猪,剔开后热气腾腾,放在案板上,红白分明,鲜嫩欲滴。买主便围拢来,


你一刀前腿,我二斤后腿,他爱吃肥肉,就要肋条,争先恐后,唯恐抢不到手里,一扇子肉十多分钟就所剩无几了。

  这就决定了肉要卖新鲜货,一次不能多进,必须当天卖完。否则,放到第二天,成为真米实曲的冻货,折秤姑且不论,降价出售,还要给买主多说好话。

  所以必须把握进肉的度,根据销售量,每天进货。

  累是不需说的。天不亮就得起床,打扫卫生,安装器械,拾掇工具,还未收拾停当,屠宰场就把肉准时送到。赶快过秤、付款,把肉剔开,有时还未来得及抽支烟,喘口气,买主就零零星星地上来了,一边不紧不慢地打发主顾,一边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至七点多钟,买主多了起来,这时,手脚麻利,眼尖手准,只一刀,齐刷刷的一块大肉便割了下来,放在电子磅一称,二斤多一两,买主喜滋滋地称赞我的肉好,刀法更准,付过款,高高兴兴地去了。

  我学卖肉之初,师傅就曾教导我:

  “要二斤就打三斤,要三斤就打五斤,卖十个买主等于卖了十五个、二十个,一天多卖不少肉。”

  我将师傅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过眼云、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忘得一干二净。师傅说我脑子呆板,教不上道,“朽木不可雕,孺子不可教也。”

  大凡卖过三个月的肉,都能做到上不差一,下不差二,人们常常抱怨卖肉的刀法不准,其实是人心没谱,人心不准。

  倘若刀子不利,再劙第二刀,肉渣子很难楞整,下一刀就不好出手,时间亦不允许。故卖肉有各式各样的刀具,剔骨的,劙肉的,斩骨的,扫毛的各不相同,要求都很锋利。可惜不知是中国的钢材不好,还是工艺不高,抑或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张小泉、王麻子、箭轮、巧媳妇等名牌刀具买过数十把,只有少量几把尚能将就,绝大部分刀具切豆腐还行,用来卖肉门儿都没有。放在家里嫌占地方,看见了还生气,于是赠予亲戚朋友,亲朋好友下辈子也不用买刀,给儿孙都置下了家当。

  人们买肉大多集中在上午,以为早晨肉多,货新鲜,选择余地大。其实,把式卖肉,趁早上人多,来不及挑选,将差点儿的货早早售出,到了下午,剩下的全是精品,万一卖不完,放到明天,也容易出手,不至于黏在手上。

  总之,过了十二点,生意就清淡了许多,得暇吃饭,稍事休息。如果天气凉爽,一下午也不轻松,一些上人市打工的,蹬板的、做小买卖的,好几天都吃住在外,花钱多还吃不好,今天运气不错,老板开了工资,或者生意马马虎虎,赚了点钱,豁出来小日子不过了,割上一吊子带回家,老婆、孩子一家人开开洋荤,痛痛快快吃上一顿,也便成了下午的主题。

  好肉卖完,本金基本上就能收回来,剩些槽头、骨头、大油、肉皮,就是肉店的理论利润,要想方设法将这些上不了案板的下渣货处理出去,实际利润才能实现。不过不必担心,别看猪脏兮兮、傻乎乎的,却浑身是宝,除猪毛以外,只要便宜,都是抢手货。比如骨头,原先并不好卖,好多都给熟人喂了狗。忽一日,不知从哪里传出,骨头汤补钙,一夜之间成为紧俏物资。如今好多人领着国家的退休养老金,一年一万多块,多活几年等于多赚几万块钱,生命宛如摇钱树,一定要永葆青春,把身体看得比啥都贵重,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因而寿命延长;又多独生子女,十亩地里一棵苗,公主太子,掌上明珠。花钱不多,骨头买回家,不时地炖点骨头汤,一家人下面、烧菜、喝汤,老人、孩子都爱吃,还补钙,比吃高钙片、葡萄糖酸钙强。尤其到了冬季,西北地区贫穷,几乎家家户户都生蜂窝煤炉子取暖,煤耗着也是白耗着,不如买些大骨头,蹲在炉火上,让它慢慢地炖,一顿吃不完,还有下顿,反正天气凉,又不会变味。加之卖过桥米线的,卖葫芦头泡馍的,没有骨头汤,谁吃?

  再说大油,当地人不喜欢吃,太腻,又怕发福,大部分被油贩子贩运到陕南山区卖了高价。四川民工,出大力流大汗,既不嫌腻,又不担心肥胖,比菜油还有味,只要价格不比植物油贵,永远都喜爱大油。白菜、萝卜、洋芋、豆腐、粉条子烩上一锅,吃米饭带劲,干建筑活有劲。

  在东部塬区的大府井,人们最擅长的手艺是肉皮冻,晶莹剔透的,不吃看着都香。种地是他们的主业,做肉皮冻则是他们的副业,平时收集肉皮,切成细条,拔毛晾干。到了秋冬季节,掺点新鲜肉皮,加工成皮冻,有的还加入一些猪头肉或槽头肉,加工成肉冻,拿到农贸市场批发。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迎来送往,平日准备着,来客人了,切一盘子皮冻,现成的一个凉菜,既方便又实惠。可真难为了这帮生意人,为了收购肉皮,一大早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开嘣嘣车,便来到了肉店,车子往门前一放,给店主、伙计让支香烟,意思是“肉皮我占了,再别应承旁人”。肉店忙时,不用老板发话,收肉皮的很有眼色,“别的咱干不了,剔皮是内行。”赶紧帮忙剔皮、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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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14 08:23:23 | 显示全部楼层
肘子也有人收。外地人聪明,比长安人会做生意,他们把肘子低价收回,放入冷库,待价格上扬,或逢年过节,去毛剔骨,夹些肉皮,扎成一团,放入大锅中一卤,染上颜料,再包装起来,做成令人垂涎欲滴的肘花,发往河南、山西等地。肘子也叫蹄膀,位于猪腿以下蹄子以上,是皮包腱子肉。当地人大多嫌麻烦,不太会做,所以销量很有限。外地人没来的时候,长安的肘子大多剥皮去骨,作为腿肉销售,因而肉不整齐,很难卖。现在习惯了卸肘子,若剥皮去骨,反倒不会卖了。




  打下来的碎肉,囊囊膪、血脖子,统统称之为“槽头肉”,只能打馅,包包子、饺子,做炸酱。槽头肉有淋巴豆子,带血,比较脏,一般居民看着都恶心,只能廉价卖给食堂、餐厅。所谓“冬吃槽头夏吃臀”的槽头,指肥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槽头。我早晨生意繁忙时,一般不出售槽头肉。否则,正是卖好肉的时机,绞肉机一绞血淋淋的槽头,想绞馅儿的买主担心槽头出不干净,怕沾光,有时该买都不买了。

  根据销售量,一般肉店都有固定的槽头肉买主,多了供应不起,少了又卖不完。槽头肉买主都是生意人,担心人们看到,砸了他们的饭碗,总是做贼似的,趁肉店没有买主或无人注意时,偷偷地溜到肉店:

  “给我绞十斤肉。”

  说完便去买菜,或者躲得远远的,等槽头肉绞好,即使别人看见,他也理直气壮:

  “你知道我绞的什么肉?”给自己壮胆。

  有家山西名吃“西厢牌牛肉饺子刀削面”,经常来我肉店绞槽头肉,绞肉时总要添加一些豆制品“牛排”或人工造肉,我一直纳闷儿“卖牛肉饺子,买大肉干吗?”后来关系熟识,我便问之,他竟直言不讳,令人大吃一惊:

  “牛肉?连个牛毛也没有!六块钱一斤的饺子,比面条还便宜,一斤牛肉多少钱?”

  原来,他有独特的配方,槽头肉加点牛肉精,就加工成了山西名吃——牛肉饺子。

  由此联想到有的超级市场将速冻水饺才卖一块九毛钱一斤,想来也不是什么赢人的东西。

  给河南特色小吃——水煎包子糊辣汤绞肉时,我嫌难看,想取掉其中的血团,被“煎包”拦住:

  “带着血打出的馅儿红红的,像瘦肉一般,多好看!”

  打交道时间最长的还数老槽。其人本姓严,四川成都人,来陕西有些年头了,一口流利的关中方言让人感觉他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外乡人乡土情结浓郁,蜘蛛拉蛋似的大舅子、小姨子、老姑子从四川带来了一大群,专卖成都名吃“鲜肉麻辣千层饼”,其调料考究,味道鲜美,陕西人爱吃。他拥有好几个摊位,生意不错。我们习惯叫他“老槽”,老槽其实并不老,因为他是千层饼的老板,槽头肉的用量最大,槽头紧张时,我优先保证他的货源;反之,他的屁股不能胡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他绞槽头肉很讲究,肉贵时,使劲地添加大葱、大蒜,皮也不剥。他晚上进来,我就得关门,前门进,后门出,谁知道他绞的是槽头肉?故而生意经久不衰。

  槽头大多走了学校,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槽头肉的销售就萎了,两个月时间,偌大的冰柜压得满满的,实在无处可放,就会降价出售,大肉最便宜时,槽头肉卖过八毛钱一斤,和肉皮一样的价。自××大学扎根到长安,韦曲的槽头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槽头专业户。贾××原来开着肉店,一天到晚卖不了三五十斤肉,倒是左一个“有槽头吗?”右一个“有绞肉吗?”贾××抓住商机,索性肉店也不开了,专门骑上摩托车到批发市场收购槽头,再送到××大学。

  送走最后一位主顾,便可收拾案板,清洗机器。烧一壶热水,将绞肉机拆开,捣完机器里面的余肉,放点洗洁精,擦洗干净,将刀片、箅子放入冰柜;清洗切肉机要麻烦得多,用根竹签将五十多道刀缝中的碎肉逐个剔出,再用热水反复冲洗,直至水清,否则放置一夜,明天就会变味,买主不满意,自己也不好意思。

  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刀。用过一天,刀子已经很钝了,“磨刀不误砍柴工”,不在油石上蹭蹭,明天买主洪时,会误事的。

  做完这一切,已接近晚上六七点,倘是夏日,便可打烊休息。到了冬季,一天的工作才仅仅完成一半——还要去西安进货,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凌晨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在这十多个小时里,即使没有买主,或者肉已售完,也必须在店里支应着——不能耽误老买主的生意,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天天如此。

  其次是脏。“猪最脏,猪肉最香。”这是几百年的古训。一辈子与猪打交道,就甭想穿干净衣服。且不说猪圈里粪便遍地,污水横流,即使肉店也到处是油。稍不留意,一旦蹭上,肥皂、洗衣粉无论广告做得如何到位,均很难洗干净,一件衣服就算完了,况且还要干活,不沾油污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夏日背心、短裤、拖鞋是我们的时装。其他季节,无论里边穿什么衣服,外套则是清一色的蓝大褂。手更不能见净,刚开始卖肉时,触摸到热乎乎的肉,头脑中就胡猜乱想,倒挂着的一排猪肉,忽地变成一个个吊死鬼,吐着长长的舌头,地上滴答着鲜红的血,惊慌、恐惧、心悸一齐袭上心头。稍一走神,“嘶”的一声,一刀子劙在手上,鲜血直流,疼痛剜心,猪血、人血混合在一起。“创可贴”是常备药,可畅销的商品免不了有冒牌货,尺寸小,黏度不够,一次用三四片,血还是止不住。索性不用了,反正离心脏远着呢,绝对死不了,用手捏住,过一会儿,血就会凝固,再包扎起来。刚学卖肉,手上的伤是不断的,愈了旧痕,又添新伤,层层叠叠,伤痕累累,一双曾经握笔的手,失却了原来的模样。
添了新伤,见不得生水,洗脸都成问题,更不用提洗手了。有时刚洗完手准备吃饭,来了顾客,又变成了油手。不过油手亦有油手的好处,一是不用与熟人握手,省却了不少繁文缛节;二是幼时放羊、打猪草、干农活,冬季时手时常冻胀、溃烂,从此落下病根,一年烂,年年烂。跳出农门后,尽管用心呵护,依然无济于事。自从与猪肉打上交道,沾染上猪油,竟奇迹般痊愈了,几年下来,倒省却了不少的护手霜。




  再有就是要与动检站、食品公司搞好关系。卖肉须查“三章两证”,即定点屠宰章、检验检疫合格章、出厂日期章、检验检疫合格证、陕西省兽禽产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等等,缺一不可。屠宰场送肉来,有时只顾验货、过秤、付款,忘记了索取两证;有时屠宰场也为了逃避税费,故意不给或者少给。动检站稽查来了,拿不出票证,急忙给屠宰场打电话都等不及,轻则补票,每张六元,重则罚款五到十倍,直至没收大肉。

  依照中国的管理体制,食品公司为企业建制,无资格收费。但长安县定点屠宰办公室设在县食品公司,管辖着县境内的屠宰场,各屠宰专场每年给食品公司交纳一定的承包费。食品公司机构庞大,仅靠固定的承包费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发展。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参照西安市朱雀路批发市场,收取批发管理费。与朱雀路批发市场不同,批发市场为大肉批发商提供场地、复检、过磅、维护公平交易秩序;食品公司则省略了这一切,依据长安县商业局多年前老掉牙的文件,仅仅保留了收费项目,规定凡进入县城内的大肉,必须自动到食品公司加盖三角章,交纳批发管理费,从此县城内的大肉变成了“四章三证”。

  图章太多,把白白净净的大肉抹得乌七八糟,消费者不满意,各屠宰场、大肉经营户更不愿意,于是就想方设法逃费。食品公司就组建了强大的大肉稽查队,在各肉店、肉摊巡回检查,一经发现逃费,补票、罚款直至没收大肉。群众不了解内情,还以为真正销售了不合格大肉。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一般肉食经营户得过且过,大不了猪毛出在猪身上,交完费,肉再卖贵点。可是也有个别食品公司的内部职工,亦开有肉店,他们不交费,同为食品公司的职工,社会分工不同,都在大干社会主义,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处罚谁呀?必须看客下面,看人行事,从而造成了一县两制,不公平竞争的局面。

  新闻媒体对乱收费行为予以关注以后,食品公司曾停收过几天,后来讨得尚方宝剑,研究了应对之策,改换门庭,修建了“大肉交易大厅”,将大肉批发管理费每头八元改革为“大肉批发服务费”每头六元,实则“大肉交易大厅”自建起至今,未曾交易过一头大肉,只不过给收费白白提供借口而已。

  2004年,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中央专门下发一号文件,取消生猪检验检疫费、大型屠宰场的排污费之外的一切不合理收费。而食品公司、动检站仍然我行我素。大家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在长安执行起来就那么难。

  值得欣慰的是,进入9月份,食品公司的大肉稽查队不见了踪影,听说被人告到省市,上面压了下来,批发服务费暂停收取了。

  做生意必须谨防贼盗。我开店五年,生性秉直,不喜拖泥带水,婆婆妈妈,每天手头存放大量现金,用以及时结账。曾五次遭遇梁上君子光顾,损失惨重,其中的两次记忆尤深。

  还是百兴肉食店时,店后接有半截子石棉瓦房,建筑粗糙。2001年夏,此处建设环南路综合批发市场,建筑队将架板堆放于我的窗后,恰为盗贼搭好了脚手架。那天下雨天凉,我劳累了一天沉沉地睡去,被窃贼破窗而入,窃去现金五千余元及一把钢刀,我自浑然不觉。天亮发觉,急报公安派出所,派出所以为小案,不足挂齿,草草笔录后就石沉大海。邻人宽慰:亏得我睡得死,不然惊觉,必赤膊上阵,与窃贼打斗。窃贼手握钢刀,哪里还有性命?于是自我宽慰:“我非舍命不舍财的主儿,钱财乃身外之物,去而复来,哪有身家性命重要!”

  曾看央视“今日说法”,甲家搭建厨房,脚手架为小偷提供了便利,致使家住二楼的乙家被盗,乙家诉诸法律,甲家败诉赔偿部分经济损失。本打算一纸诉状将建筑队告上法庭,已经拍摄了现场照片,咨询过律师,打赢官司有十足的把握。猛然想起“夜饭少吃,赢官司少打”的古训,加之诉讼伤时费劲,劳民伤财,遂与人为善,自认倒霉。

  新肉店以壁柜隔开,前店后家,2001年临近年关,某屠宰场给我供肉,黄昏时分已经送完货付过款。老槽来肉店绞肉,我将卷闸门拉下,但未上锁,原打算老槽走后再开门营业。老槽绞完肉馅,行至后门,让我兑换五十元零钞。老槽走后,儿子哭闹,我即返回哄儿子,接着吃饭,看电视剧《天下粮仓》。约九时许,屠宰场又来四人,从外面将门拉开,加一头肉,我才意识到忘记锁门。当时正看到电视剧紧要之处,也懒得复秤,屠宰场四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挂好肉自行离去,我赶紧下床锁门。

  卷闸门拉下,一只苍蝇也难飞进来。看完电视,清点抽屉时发现,钱夹犹在,人民币不翼而飞,以为屠宰场一伙开玩笑,吓唬我,打去电话询问时却都发誓诅咒,推说不知,急报派出所。一年几次失窃,派出所都成了轻车熟路,民警见我又来报案,先自乐了:
“你这个马大哈,是不是钱多得往出溢了?”

  我也觉得反复在一个地方跌跟头简直愚昧之极,然而防不胜防,遂自嘲:

  “非是洒家无能,小偷实在太狡猾了。”




  待第二天上班,派出所将屠宰场的四人传到,已经过了一夜,“贼无赃,硬似钢。”人民警察也毫无办法。

  小本买卖,历来为国人不屑,古代就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而今时代不同了,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一样,只要能赚到人民币就行。然而,仍有不少社区仿照旧上海英法租界的做法,“小商小贩严禁入内”的警示牌随处可见。杀猪卖肉更为下九流的勾当,难登大雅之堂,常被人下眼观,更有好事者以为你日进斗金,故意找碴。

  天晴了,爷红了,苍蝇出来了,各种佥烦买主儿都来了。这块儿太肥,那块儿太瘦;皮厚了,毛长了,满案子的大肉没有一块儿中意。看不上拉倒吧! 他又不走,非得要买,要么“你给我便宜点儿?”零钱攥在手心,就是不给零头:“我没钱了”。你要是发现,“我还要坐车、买菜”等等,红蓝铅笔两头削,一个萝卜非得八头子来切。遇见这种买主还真没辙,不卖吧,去了皮,打得七零八落;卖吧,眼睁睁赔钱。还是茬师办法稠,“你对我是乡党礼,我便对你流水席。”大不了,八两秤逮你。

  这样的事自开店以来,经历的不知凡几,这里也不去细叙了。

  做生意难免三角债。按照行规,肉食经营户与屠宰场之间“蛇蜕皮”结算,即今天付清昨天的货款,明天再付今天的货款,依此类推。这中间包含两层含义:货为代销,经营户不出周转资金;倘屠宰场误事,不能按时保质保量送货,肉店每天均发生各种费用,屠宰场包赔损失,等于是押金。

  我生性直爽,不喜欢欠账,在同行之中很有口碑,各屠宰场都乐意与我打交道。

  高桥屠宰场组建之初,鲜有销路,高薪聘请黑老五为其业务主管,以期拓展业务。黑老五原为肉食经营户,卖肉二十余年,把式很高,号称“韦曲第一刀”,塬上塬下,开有两家肉店。因航天工业部○六七基地驻扎在塬上,经济效益好,职工收入高,人们讲求生活质量,排骨供不应求。而我的肉店在塬下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多,大肉销量尚好,但排骨滞销,于是常给黑老五送排骨,因而关系很熟。

  为了动员我进购高桥屠宰场的货,每日上午,黑老五都要来肉店给我帮忙,我自轻松不少。久而久之,盛情难却,遂答应接受高桥屠宰场的供货。

  我相信笨鸟先飞,第一天送货,自己汉小力薄,宜早做准备。我要求五点送达,八点才迟迟到来,好多顾客久等不见,纷纷走了,耽误了不少生意。我很生气,念及初次打交道,不便发作,未及复秤,匆匆卸货剔肉,有黑老五帮忙,还算不影响大局,得饶人处且饶人。第二天送货,时间很准时,但我订购八头肉,仅送来了五头,量不够,半天就得关门,影响生意,我提出严正警告。第三天送货,适逢大雪,又七点半迟到,下雪路滑,安全第一,情有可原。但前两天送货,都未复秤,屠宰场说多少便是多少,寻思该屠宰场刚开业,信誉至上,还不至于蒙人吧!

  难得一场好雪,人们睡梦正香,买主不多,正好复秤。屠宰场在每头肉的腿上都标注了重量,但大雪已经将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听说复秤,黑老五等慌了手脚,一会儿这头是我的,那头不是,一会儿这头又不是那头又是,将肉反反复复搬进搬出,折腾四五次,总算搬完,逐一复秤,竟与屠宰场的底子相差十余斤!倘若相差一两斤,两三斤,勉强还说得过去,“十秤九不同”嘛,一高一低而已。但十多斤不是小数目,折合人民币五十多元,相当于肉店每天费用的一半。心想:不是屠宰场的秤有问题,就是人心有问题,又不缺货,跟人失牙拌嘴不划算,于是结清账,制止了送货。

  一星期之后,老板老王来到肉店,问是否要货。我答曰否,老王竟说:

  “那把欠账结清。”

  我当时就蒙了:“不是止了你的货,当时就结清了吗?”

  老王拿出账本,白纸黑字,写我欠他一千七百余元。我便解释,欠账在当时已经结过,你没划掉,司机在场,并将当时的情景一五一十地描绘出来。然而老王一口咬定没结。我们二人争执起来,引得不少闲杂人等瞧热闹,看笑话。

  经营户与屠宰场之间,天天打交道,一般都很守信用,各人记各人的账,你的账本上没有我的笔迹,我的账上也没有你的字据,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空口白牙,谁也难以说清。

  发展到后来双方对天盟誓,红脖子涨脸,不欢而散。

  养猪的离不开杀猪的,杀猪的又离不得卖肉的。我们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又是矛和盾的关系。长安就这么丁点儿的地方,又同为行道人,以后与老王见面,双方都不好意思,有时我还故意绕道走,好像真欠他银子似的。为此老王曾专门向我解释:回去问了司机,又对过账,是他自己记忆有误,不能怪我,遂郑重向我道歉。

  我亦非得理不饶人之辈。人常说:“事莫做绝,话莫说尽。”“不走的路也要走三回,”况且“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对头多堵墙”。遂向老王要过几次货,以示友好,逐渐发现老王在周围口碑不错,其人丁是丁,卯是卯,说一不二。与老王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冰释前嫌,成为朋友。
对于屠宰场而言,面对的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家肉食经营户,即使欠账,也不必过虑——走了和尚背不走庙。而肉店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客源来自四面八方,与成千上万的客户打交道,“人数过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你知道谁安的什么心?

  茬师在开店之初,为了扩大影响,低价批发。一位自称在引镇街道摆摊卖肉的“毛胡子”在茬师的肉店进货,每日近千元。茬师想拉拢大客户,法外施恩,允许对方以“蛇蜕皮”


的方式结算。忽一日,“毛胡子”不来了,茬师以为其家里有事,未正常营业,也就没有太在意,心想:“我照本钱给你,不赚你的钱,又允许你欠账,价格再不能接受,你在别处试试,看谁还能给你。”茬师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可是久等不见踪迹,打手机又关机,茬师心里才发了毛,一千块钱,并非小数目,茬师无奈,先后几次亲自前往引镇寻找,哪里还能找得着?

  有位郑老板,改革开放之初就在韦曲开肉店,可谓业界元老。他一直给某饭店供货,饭店接待会议,公款吃喝,资金不能及时回笼,自然也无法给郑老板按时结账。然而饭店是国营的,只要与领导、操办人员搞好关系,欠账绝不会赖掉,这点郑老板很放心。不料几年下来,竟欠下十多万元。郑老板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饭店改革,国有资产重组,实行股份制改造,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人不理旧事,欠账便挂了起来。郑老板很无奈,一气之下转让了肉店,转行投资浴足堂、美容美发,招募了几个小姐,干起了卖笑的勾当。同行问起,他也直言不讳地调侃:

  “猪肉是肉,人肉也是肉,终究难脱卖肉的行当。”

  西京大学建校时,一家外地施工队在我店里买肉,每次一百余元,现金交易,付款很干爽,半年多一直如此,逐渐确立了信任关系。一日一反常态,称楼房封顶,老板犒劳民工,一下子买了五百多元的肉,一摸口袋,忘了带钱。我不忍失却老关系,便让其写了一张欠条,将肉带走,约好明日一并清账。可是一连几日不见踪影,待我找到工地,工程已经交工,施工队早已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

  开店做生意,卖的多为回头客,不赊账显得不近人情,容易得罪老关系,路愈走愈窄;倘若赊账,每年总有几笔死账呆账难以收回,要做几次冤大头。反过来又想,恶意透支者毕竟不多,绝大多数顾客重承诺,守信用。一年到头,除去费用与日常花销,总有些许赚头。世间的生意可能大抵如此。

  人生是一个大卖场,只是各人所售的商品不同而已,比如政治家出售权术,教授卖弄知识,作家出卖文字……我靠卖肉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我以为卖肉是一种牛仔般的生活,虽然苦累,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不必揣摩别人的心理,看他人的眼色行事,也不必鬼鬼祟祟,做贼似的难堪。心情愉悦时,多进一些货,为的是在店里多呆一些时间,听南来北往的宾客讲述他们的生活,每个人生故事都很精彩,有时令人捧腹,有时又黯然神伤;心情烦闷时,可把猪肉作为假想敌,猛戳几刀子,狠揍几巴掌,不必触犯王法却可消闷解气;也可早早打烊,点着烟,满上酒,几杯酒下肚,晕晕乎乎,忘乎所以,烦恼随风而去。

  晚上解衣上床,清点一天所得,多了份安详与静谧,少了些担心与忧思。这样自食其力,吃得安全,睡得安稳,胡吃海喝,心宽体胖,何等逍遥自在!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富人以美味的食物,给穷人以良好的胃口;给伟人们以短小的身躯,给伟岸者以卑微的地位;给小鸟以翅膀,给野兽以爪牙,让强大者独处,让弱小者群居……他不让任何事物完美,于是便有了人类对完美的追求,而完美却恰恰是美好的愿望,看不见摸不着,如海市蜃楼,琼楼玉宇,子虚乌有。

  一对贫困的农民夫妇,男的驾辕,女的拽车,将辛苦喂养了大半年的肥猪装上架子车,拉到屠宰场出售。恰逢运气好,肥猪卖了大价钱,二人高兴至极,舍不得在街上吃饭,用省下的饭钱割二斤肉。回家的路上,妻子坐上架子车,丈夫拉着,喜不自禁的妻子用驱赶肥猪的藤条轻轻地抽打丈夫油光光的脊背:“驾!”

  丈夫则步态轻盈,大声吆喝:“谁要肥猪……”

  路人纷纷驻足,于是幸福便在架子车上荡漾。

  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华衣美食,妻妾成群,儿女孝悌……人世间诱人的东西实在太多,归根结底,无非“名利”二字。如庄子所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利”字作祟。司马公《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如蚊逐血,如蝇争臭,趋之若鹜,倘得不到,则自我宽慰“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然而世间真正能有几人拿得起,放得下?

  明代的朱载堉曾经写过一首《十不足》的散曲: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人心没底,欲壑难填,倘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那该多累呀!

  曾在朋友家里看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记得几句,聊抄于此:

  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今晚脱鞋放一晚,不定明日穿不穿。世间几多愚昧汉,一生不肯结姻缘。贪心不过意难满,有了八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奉劝世人早看


淡,有钱积德种福田。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譬如茶杯与水缸,茶杯虽小,能够盛水解除干渴;水缸很大,却难以滋润天下之干旱,所以小,可以纳天;大,不足以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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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14 08:2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被媒体捧成了“名人”。

  贾平凹先生说:“名人是芸芸众生用泥和草和着金粉捏出来的神。”宛如商店里悬挂着的衣服,翻过来,扯过去地让人品头论足。电视、报纸的连续报道,很快将一个偶然的话题引申到关于中国人才机制问题的大讨论上,更有媒体称之为“陆步轩现象”,从而拉开了口水大战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为首的“体制改革论”与以销售总监培训师、职业经纪人培训师、《北大学子》特邀理事王文良先生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论”展开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各不相让,几乎争吵起来。电视机前的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千万莫为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伤了和气,有失大家风范。亏得我的师兄,“北大教授副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文学博士真的”孔庆东从中解围,要不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演化为拳击场也未可知。

  《诗经·小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自己笨嘴拙舌,却对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者素无好印象。但长安区××局干部×先生却当头棒喝,给我上了一课。

  我与×先生年龄相仿,在长安地界,头可能碰破,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徐松涛、周武兵拉我作解剖时,他恰巧在场,站在二位导演一边,鼓励我上京,揭露地方人事黑幕,我曾予以拒绝。不料×先生却冒着被人穿小鞋的危险,自费赴京,仗义执言,在众多大家之中,在全国亿万电视观众之前,为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其人品、勇气、胆识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且看他发表于《陕西老年报》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可见一斑。

  ……倘若分配时实事求是,使其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造福当地,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缘何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假如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文明便很苍白,改革便无生机。

  诚然,“北大毕业生卖肉”未尝不可,退休老教授还卖茶叶蛋呢。但时下,我国人才现状、构成及含“金”量表明,北大毕业生依然是亿万学子以及家庭心仪的品牌,有幸考中的青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而顺利毕业则更是拥有一定知识的象征和标志。而我西部正值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北大毕业生的价值焉能小觑!自然,如果北大毕业生在对口的领域未能胜任,那是他个人的原因。但刚走出校门来个用非所学,责任在他吗?至于怎么适应社会,那是步入社会以后之事。至于说陆步轩没出息,为何不上市应聘,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1994年国家才启动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机制,在此之前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分配思想的偏差,分配中的问题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离开时空和历史来谈问题,合适吗?他本可能更好地发展,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抑或当初陆步轩太“笨”,人家有些高、初中生都能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你就比不过他们?你“傻”到“家”了。

  值得提及的是,有人竟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陆步轩遭遇的同情与关爱,臆断为“文凭崇拜”,冠冕堂皇地夸大时下“双向选择的纯净度”云云,不辨菽麦地称陆的遭遇是“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殊不知恰恰在“人才使用”的本源上出了纰缪,无法“互动”,才呈现了扼杀人才的天下奇观。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

  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

  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

  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


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

  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


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现在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大学生培养出来后去干第三产业的工作。

  如果王委员能够举出例子,说美国加州或者纽约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在北京、西安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开餐馆,端盘子,跑单帮,做小买卖则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尊敬的校长先生,既然:“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那么何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李教授不愧在官场上混得久了,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既然顶头上司发了话,得当圣旨来接,弯子转得倒挺快:

  没错,我确实说过愿意提供帮助,现在你来问,我还是这句话,可有的报道不全面,北大开创至今,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包”得过来吗?也绝不可能“包”。出了校门就是独立的人,出了校门就要学以致用自己打拼。打拼的路子很多,个别学生当街卖肉也不足为奇,谁规定了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肉了?我看陆步轩卖肉就卖得挺讲究,他诚信经营,善于推销,卖出了水平,卖出了名气,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虽然他初次分配没能“专业对口”,但自我选择时多少发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抱怨就业难,“专业定终身”的过时观念,应该摒弃,“宽口径,复合型”的素质教育必须推行,一流高校赋予毕业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业保险”,应该是一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多元化的社会,肉能卖得好,也是出息。

  大家都是胸膛挂笊篱——劳心过余。且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怎么说:

  也说“陆步轩现象”

  近日,“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北大学子陆步轩,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陕西长安县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工作。由于学非所用,想调动工作也未办成,几次波折,最后只好当街开起了肉店,维持生计。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毕业生”与“卖肉个体户”的鲜明对比,也与人们关心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为动员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去,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然而“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却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人们关注的,不全是陆步轩个人的命运,而是西部有怎样一个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陆步轩这样的处境?难道仅仅是个人时运、能力不济,才出现这一现象的吗?

  虽然“北大毕业”说明不了什么,但从陆步轩的成长轨迹看,他绝非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那种,在毕业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改变过;在无奈只好下海经商的时候,他还曾“红火”过;即使生意失败,只能卖肉为生,他也显示出肯动脑、会用脑的一面,一个“眼镜肉店”的店名,起得何等有创意!据报道,在经营上他也有板有眼,声誉颇佳。然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专业,不能用来支持他单枪匹马闯市场。尽管卖肉为生,合法经营,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对陆步轩来说,显然用非所长。

  有人认为,人就是要适应环境,逆境才能锻炼人;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陆步轩虽是名校毕业,生意却没有成功,那他就不算人才。中国自古确有成大才者要“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说,逆境中确有成才者,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人人都是超人,恶劣的环境同样能阻碍人才的成长;人才也并非“全知全能”,既能打鸣又能下蛋固然最好,但却并不完全符合人才成长和使用的规律。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第二天,即2003年8月2日,《华商报》刊登通讯员王××采写的消息:

  ……7月26日,27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报道在本报刊登后,长安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主动找陆步轩了解情况。区人事局登门看望了陆步轩,根据他的专业专长牵线搭桥,积极为他创造就业机遇。陆步轩表示,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十分感谢。区人事局表示,尊重陆步轩对工作的选择,如果他愿意继续在家乡工


作,将充分考虑他所学专业,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好他的工作。

  我真弄不明白,与人事局领导偶然于汽车之中匆匆会面,身旁并无局外之人,新闻单位如何知晓?不由得感叹新闻工作者嗅觉之灵敏,如人们肚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


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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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8-14 08:27:4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


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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