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谈中国经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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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经济专家表示，在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力是带动经济成长的动能。而中国提供廉价劳力，以及人民币紧盯美元，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快速攀升，可能危及全球经济稳定。
康乃迪克州Bridgewater Associates最近发布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化独特的地方在于生产力的高成长。例如，去年美国生产力成长5.4%，比通膨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毛额（GDP )成长率还高出0.4%。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欧元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生产力强劲成长，在全球还是少见的现象，部分原因就是1990年代科技投资的结果。当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兴起，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也是造就生产力大幅成长的因素。

Bridgewater的普林斯及斯里华斯塔瓦在报告中表示：「企业裁掉没有生产力的美国劳工，改用海外更有生产力的劳工。美国剩下来的就是具有生产力的劳工，因此美国生产力上升，同时美国贸易赤字也越来越大。」

结果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贸易赤字扩大，但是经济却强劲成长。换句话说，劳力的重新分配，促使全球财富增加。

华尔街经济专家裴希克表示，2002、2003年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占率加速成长，主要是因为人民币紧盯美元汇率的结果。

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跟著贬值。从其他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变贵，但是中国产品却没有，因此美国人使用中国货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也越来越大。

问题是这一切来得太快，恐怕会危及全球经济的稳定。

来不及调整的经济体注定要输掉，美国劳工则面临就业机会大量流失的局面。

从中国方面来看，普林斯及斯里华斯塔瓦认为：「虽然中国受惠良多，但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风险随之升高，未来会产生变化，导致中国房地产价格、商业结构、家庭行为产生泡沫危机，最后泡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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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中国今年的严重缺电情况将导致3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据BBC报导，亚洲开发银行一位能源专家艾哈迈德在第19届世界能源大会上说，除了直接经济损失外，还有间接的成本损失，估计生产、传送和分销电力的基础建设成本将达到270亿美元。 艾哈迈德指出，如果中国提早落实改革和投资到位，这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由于今年严重缺电，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和日本索尼电子公司等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都受到了影响。

艾哈迈德也指出，在中国，民用电力的费用比商业电力费用低20%。 在一些发达国家，民用电力的单价比一些大型工业用户高1.5倍。艾哈迈德指出，由于单价较低，民用电力需求近年的年增长率达到15到20%，造成供应成本和电力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显示严重的比列失衡。

中国正计划在未来六年加快建设发电厂，每年增加7.8%发电量。

世界能源理大会周三在澳大利亚城市悉尼召开会议。联合国一直提倡使用风力或水力等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但又不会损害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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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这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决定是否加息之前赢得了稍许考虑的空间。
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8月份较上年同期增长5.3%，与7月份的增幅持平。

作为衡量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控制信贷政策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的固定资产投资8月份较上年同期增长26.3%，增幅低于7月份的32%。

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也继续放缓，因中国央行继续吸收流动资金；这些资金给投资的大幅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并进而增加了经济过热的危险。

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的数据显示，作为衡量中国货币供应的广义指标，8月末M2货币供应量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3.6%，至人民币23.97万亿元（1美元=人民币8.28元）。央行表示，M2的增幅较2003年底下降6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在网站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中国全部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余额达到人民币18.2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5%，是20个月来的最低增幅。

ING Financial Markets经济学家Prikash Sakpal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将减轻政策制定者近期内进行加息的压力。

Sakpal称，此次发布的数据应当使得央行稍感放松。

Sakpal在接受道琼斯(Dow Jones)采访时称，中国人民银行上周曾经表示，将会比以往更密切地关注8月份的经济数据，并由此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走向。现在看来，在进一步采取任何举措之前，央行暂时对货币供应和投资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情况稳定的局面感到比较满意。

政策制定者正在仔细分析8月份的经济数据，以从中获取旨在对经济降温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将继续发挥作用的证据。

中国2004年前6个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9.7%，原因是受到投资激增的推动。投资激增也推高商品价格并重新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政府在过去12个月中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贷款和投资的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加大对贷款的限制，以及明令禁止将农业用地转作工业开发之用。

但是，随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逼近5.31%的基准1年期贷款利率，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预测，政策制定者将会9年以来首次提高贷款利率。

星展银行(DBS Bank)经济师梁兆基(Chris Leung)称，投资和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放缓以及8月份消费者价格水平持稳意味著加息毫无必要。

中国自1995年7月1日以来未提高过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自1993年7月11日以来也未上调过。

政策制定者一直避免调整利率以打击对贷款的需求，或者调整汇率以降低硬通货币流动。而硬通货币流动一直以来帮助中国金融体系拥有充足的流动资金。

高企的食品价格一直对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形成支撑，这使得中国政府希望随著收获季节的到来，粮食价格的下降将降低通货膨胀率。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简称：发改会)主任马凯表示，食品价格的持续性影响将导致第三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继续保持在高位。

马凯的讲话意味著政策制定者目前可以容忍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今年年底前的增幅高于5%，他们寄希望于紧缩货币政策将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据官方的《商业周刊》(China Business Weekly)周一报导，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表示，央行尚未就加息的必要性作出决定。

星展银行的梁兆基表示，很多经济部门均明显出现增长放缓的局面，因此他认为加息的支撑性因素并不是非常强劲。

但是，汇丰(HSBC)经济学家屈宏斌警告称，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显示，物价较7月份继续上涨0.3%，这意味著未来几个月内存在可能加息50个基点的必要性。

JP摩根(J.P. Morgan)的Ben Simpfendorfer也支持上述观点。他表示，包括8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较上年同期增长6.8%在内的诸多因素要求央行继续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并在近期内加息。该增幅高于7月份6.4%的增长率。PPI数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周一公布的。

Simpfendorfer表示，他对加息的预期是因为资本成本过于低廉，实际利率过低，这些因素实际上对投资起到刺激作用。

但ING的Sakpal表示，这种担心不大可能引发政策制定者加息。

他表示，市场上仍旧存在著经济是硬著陆还是软著陆的争论，但大部分人士认为是软著陆。

他指出，即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也不大可能加息，因为它们还可以选择性地采取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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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其公信力与正确度向来备受质疑，也让宏观调控的效力大打折扣；对此，国内经济学家忧心指出，错误与造假的经济数据，将迫使中国经济走向「硬著陆」。
自由时报报导,外资机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更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尽速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经济数据资料发布中心，以避免误导中国经济走向。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内或国外的学术研究机构、投资银行，对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一向抱持存疑的态度？前经建会主委、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指出，主要有3大原因：第1、经验与能力不足，中国还是开发中国家，而经济统计数据需要长期持续性的观察与计算，中国在这方面能力还很弱。

第2是资料搜集不易，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相关资料取得不易，也难以完备。

第3是政策导向，扭曲统计数据，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陋习深植中国，中央政府无论要发展经济或是紧缩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会将数据造假，以符合中央政府政策需求，这样当然无法反映真正的经济状况。

「很多经济学家拿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大张旗鼓进行各项研究，问题是这些数字根本就不能信！」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溪提出这样的批判。

「错误的经济统计资料，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外资机构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忧心指出，在中国这波经济危机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经济资料并不确实，因此严重误导中央政府决策者，也伤害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谢国忠表示，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下旬，公布今年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最新数据，结果显示在5月份探底之后，竟然出现连续2个月反弹上扬；但另方面，中国的贷款新增幅度却持续续下滑。

一边数据中国宏观调控看似失败，但另一边看起来又似乎见效，这两种矛盾结果，正反映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大有问题。

因此，谢国忠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尽速建立独立客观的经济资料统计机构中心，来收集、汇整、发布相关的经济资讯。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暨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 )也强调，「中国经济统计资料，从来未能精准反映实值经济成长率。」

他提出警告，中国经济成长过热的情况，比实际上更严重，一旦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度乐观、误判形势，在行政主导的降温政策有所退缩的话，中国的金融与投资泡沫，肯定会导致悲剧收场。

张清溪也同意罗奇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各大公营金融机构，实际呆帐数字至少将近50%，庞大的不良坏帐是严重的财政问题；另外，中国失业率实际上的数字恐怕将近20%。

张清溪大胆预言，中国经济硬著陆必然会发生、也随时会发生，「中国经济早就该倒了，全面下挫、崩溃只是迟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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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7月份中国的通货膨胀达到七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表示，目前还没有下决心调升利率。另外有专家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巨大的泡沫，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著陆」。

*升息央行为拿定主意*
中国人民银行的发言人星期五向《道琼斯新闻社》表示，央行目前对利率调整没有明确的态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五点三，达到1997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曾经表示，通货膨胀如果达到百分之五，就会考虑调升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李扬在5月份曾表示，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五可能导致央行加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时对此的回应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五。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发言人说，央行会把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利率决策的一个重要指标来关注，但是央行从来没有把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百分之五定为加息的界限。中国上一次提高贷款利率是在1995年7月1号。

*房地产泡沫经济恐硬著陆*

中国政府从去年9月开始推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阻止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大幅增长，防止经济过热。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这种作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有所减缓。中国政府希望快速增长的经济最终能实现「软著陆」。但是，有观察人士表示，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可能会“硬著陆”。

大型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泡沫。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自从2002年年初以来，居民住宅的价格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二十。而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也把过多的投资吸引到这个领域。由于一般房地产的生产周期为两年半到三年，2007年交付使用的住宅的投资目前已经到位。

谢国忠表示，如果房地产价格不下跌的话，新房销售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从1997年的百分之二点一上升到2007年的百分之十一。他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北京现行的政策只限制了土地的使用，并不能放慢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脚步。在过去几年里，房地产市场吸引的大量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谢国忠预言，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旦破灭，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急煞车。他指出，中国今年有大约六亿五千万平方米的房地产等待出售，而去年只有五亿五千万平方米。为了刺激需求，房地产价格可能会下跌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那时，随著利润的下降，地产开发商将会停止投资。

*零售额继续增长*

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二。这个数字虽然低于6月的百分之十三点九，但是仍然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中国商务部估计，今年全年，零售额可能会上升百分之十点五。消费者支出目前不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分析人士说，消费者支出的上升正在吸引福特汽车和沃尔玛连锁店等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星期五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的原油在今年前七个月增加了将近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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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审计机构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的资金外逃活动的行动，不仅是现在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为外国金融机构和专家热议的话题。

　　 一场刮向携资金外逃官员和企业家的风暴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有关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监会和证监会四大金融监督机构，正在酝酿成立专题工作组，调查研究国内资金中转外逃的状况，并将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种种举动，引起国外媒体和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

　　外国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正在酝酿针对近年国内资金外逃现象掀起一场风暴，卷入这场风暴的不仅有涉及向国外转移资金的官员和企业家，而且还有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和百慕大等众多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离岸金融中心异军突起，在国际资金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中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和开曼群岛分别成为中国大陆第2、第8和第9大外资来源地。

　　但是与此同时，离岸金融中心又被外界称为资本黑洞，吸引了大量国内资金移向海外。据非官方统计，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中国离岸公司已经数以万计，其中不乏新浪、网易、金蝶、联通等知名公司。

　　4000贪官带走500多亿美元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腐败官员和民营企业，利用离岸中心的便利条件，把国有资产和国内资金非法转移到国外。据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许多大案和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

　　另一方面，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又是大陆资金外逃后回流中国的“中转站”。这些资金回流严重干扰了中国银行目前遏制信贷资金规模增长的货币政策。

　　外逃资金回流干扰中国经济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田国强指出，资金外逃现象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说：“这种现象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中国出现经济不稳定的局面，资金就开始外逃。当然如果中国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时，这些人觉得不保险，也开始向国外转移资金。”

　　田国强教授说，中国经济和政治出现任何风吹草动的现象都会引发资金外逃，如果政府只采取行政手段制止，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局面，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帕金斯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外逃，外逃资金回流也会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他说：“这些回流的资金都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的，也躲过了国家的监控。”

　　帕金斯教授说，这种资金首先外流出去，然后以外国投资的形式再重新回到国内。这位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认为，中国不完善的征税制度是导致这种资金外逃然后再回流的原因。外国资金在中国受到种种优待，其中包括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外国公司的平均税率为17％，而中国公司的平均税率高达33％。所以，要从根本上治理资金外逃和回流的问题，就要从制度本身入手。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认为，中国打击资金外逃并不是担心这种活动会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中国要控制资金外逃恐怕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可能和打击贪污腐败的政治原因有关。也可能中国要进一步控制资金流动，加强对国营和民营企业的资金流动进行监控。”

　　但是他指出，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控制资金流动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任重道远。


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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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是粗放增长型经济，仍然是一个浪费经济，创投业发展遇到巨大阻碍，其主要责任在政府和决策层。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指出，在高投资增长率的情况下，中国仅取得9.1%的增速，这个数据的背后存在着大量的低效率，说明中国的经济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粗放增长型的经济，仍然是一个浪费经济，创投行业的发展现在看仍然很悲观，且每况愈下。
王松奇指出，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回扣经济”。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资源，形成的垄断优势在阻碍技术进步。

例如汽车行业，一个大的汽车厂每年零配件的采购额在几百亿元以上，它并不能保证质量最优的零部件供应商能够拿到大汽车厂的订单，这背后就存在采购业务方面的回扣问题。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中，国有垄断下形成的回扣费、中介费为导向的经济运转模式阻碍了技术进步，也间接阻碍和影响了创投业的发展。

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也是阻碍创投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王松奇说，金融系统实行的是行政级别制，干部是上级任命制，分支行行长多以完成上级规定的指标成为工作的目标，导致金融资源大量由储蓄到投资之间循环流程不畅的问题。

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出现一定程度的“钱荒”。据介绍，山西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不算交易成本，年利息率达到10.62%，到江浙一带个别项目的地下融资成本达百分之十几、二十几。金融系统中，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是同时并存的。

想获更高效率需要放松管制

王松奇指出，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想获得更高的效率，需要放松管制。中国当务之急是尽快从目前的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让银行系统、保险系统和证券部门三大块的资金能够通起来活起来。

他说，只有从实行混业经营，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这三个方面入手改革，才能给中国的金融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中国金融体系效率提高才有希望，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情况的改善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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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刘方仁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万元，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今年4月底，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因受贿人民币13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
近年来落马的中国高官下场各有差异，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受贿500多万被判死刑，但云南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被判死缓，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受贿930多万被判死缓。中国的官场现在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无官不贪。

福建仍然是重灾区

继1999年远华案曝光后，去年，福建又查处了王坚章、陈凯国际贩毒集团及其背后的贪官。最近，陈凯又供出华威集团总裁陈健，导致福建的另一次「大地震」。

据香港媒体报导，今年5月中旬，中纪委对福建91个厅处级贪官实行「双规」。福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家坤和福建政协副主席潘心诚被要求「讲清楚」，离「双规」只差一步。据报导，张家坤、潘心诚主要涉及陈健非法借贷一亿元人民币的案件。

91个厅处级贪官中很多都接受陈健百万以上的贿款，比较「清廉」的起码也接受陈健十万元人民币的贿赂。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对上海、福建等的腐败非常不满，但对上海无可奈何，因而加强对福建反腐的力度。他曾指示要严查王坚章、陈凯后面的贪官。这次行动是执行胡指示的结果。

一大批外地贪官纷纷在深圳落网

深圳作为中国于境外的跳板,云集了大量的贪官,据深圳特区报报道说，深圳市检察院每天平均接到的外地检察机关协查请求三至四宗，协查案件数量年平均近500多件，已成为全国同级检察院中承担协查任务最多的。同时，更有一大批外地“蛀虫”在深圳纷纷落网。

报道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网点也比较多，有相当多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关键证据都从深圳获取，因此深圳检察机关承担的协查任务历来十分繁重。

据统计，自2001年至今，深圳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接待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请求协查的办案人员5657人次，协查案件1684件，协助传唤当事人292人，协助抓获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132名，协助查询银行存款和证券交易情况862次，办结协查函件473件，协助追缴赃款人民币3016万元。

贪官卷款外逃成风

中国大陆许多官员贪污受贿后即卷款潜逃。根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先后从30多个国家与地区，缉捕230余名贪官，但仍有大批外逃贪官逍遥法外。

这些贪污受贿案件所涉及金额动辄人民币数亿元，例如诈骗资金5亿元、潜逃外国8年的钱宏；侵吞中国国有资产、潜逃境外5年的陈安民；诈骗资金4亿8千万元、逃往国外9年的黄飞。

北京新闻周刊报导说，中国现逃到境外的贪官264人，卷走金额50亿元人民币。但外界对上述数位表示怀疑，认为是低报。如香港亲中媒体称。广东实行香港自由行六个月期间就跑掉了800名贪官。

据悉，贪官外逃路线主要是：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中国媒体说，现中共很多官员把家属安置在海外，并向外转移了大量财产，这些官员都是潜在的外逃贪官，他们早已安排好后路，一旦腐败东窗事发即可从容而逃。

如：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前行长余振东、许超凡等盗40亿元后突然失踪，后来发现这几个人的家眷也早已移居海外。消息披露后，当地居民纷纷提走存款，几乎所有的中行网点前都出现现了长长的挤提队伍。当时公安部门紧急调集警力，维持秩序。

据报导，最近才从辽宁省长调到北京当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其老婆律师开来和儿子己去了英国，对外的说法是开来是在陪儿子读书。有人私下议论，薄熙来是不是在准备后路？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公安部资料表示，自2000年以来，大陆各级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近28万宗，涉及经济损失计人民币670亿元。

违规放贷 国有银行被掏空

今年6月，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披露了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十三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 累计从工行佛山市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亿2千1百万元人民币。

这些违法贷款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清款，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经初步核查，银行贷款损失已超过十亿元。

另外，今年5月被下旬判处死刑的周利民、刘怡冰，系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分行北郊支行官员。据报导，自1996年初至2000年10月，周利民、刘怡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高息存款为诱饵，私刻公章伪造金融凭证等不法手段，用私自制作的存单、存款证明书在社会上大量吸收单位和个人存款4亿余元人民币，任意支配使用。除案发前归还2．7亿元外，尚有 1．37亿元无法追回。

据最近报导，中国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前总经理日前被判监禁14年，广信是广东省政府的投资公司，因为欠债50亿美元于1999年倒闭。据中国日报报道，黄炎田被指控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非法把大量资金投资在房地产。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债权人，包括494家公司，许多投资者更是来自美国、日本、香港、瑞士和东南亚国家。在1999至2002年间多家倒闭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最大的一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丑闻之一。

目前，中国官员携巨款外逃，已经引起国际关注，海外极度关注中国官员外逃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来的冲击和中南海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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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金融时报最近一篇文章以“一个闪光的肥皂泡”为标题，评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去年，中国的投资支出几乎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比前年高出三分之一。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单位中，有许多国营企业，它们增加对新设备的投资，但是往往投资于无前途的行业。如去年对钢铁领域的投资增加了近100%，对水泥厂和铝厂的投资也差不多。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将在世界上一跃领先，更多的情况是，为了创造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每个地方诸侯都在推动重复建设。在党的干部劝说下，四大国家商业银行和地方公立银行并不进行认真审查，就给予贷款。既不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也不分析项目的成功前景和风险。美国只需要110个水泥厂，印度和巴西分别有106个和58个水泥厂就够了，为什么中国需要八千个水泥厂呢？看来，银行家和政界人士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

liefengwind

说得很好,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