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 日军甲午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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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1月22日.日本占领旅顺后.对城内居民进行血腥屠杀.在日军向旅顺进攻前,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就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非战斗员也要杀掉"的命令.该命令得到了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的批准.

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持续了四天，共屠杀无辜群众约两万人。日军的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引起了世界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指斥“日本披者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者野蛮筋骨的怪兽”许多事件的目击者都记述了这次惨案的真相。
当时，美国驻日本武官海军上尉欧伯连正在旅顺，他在给该国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写道：“我曾亲眼看见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我又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创伤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专为到各处看可怖的情况才发现的，而是我观察战事的……途中所看到的。”

谭恩虽是站在袒护日本的立场上，但接到欧伯连的报告后，在给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欧伯连上尉的报告与帝俄驻中国及日本武官窝嘉克上校的报告相符合，也与日本运输舰的美藉指挥官康纳的报告相符合。占旅顺时他就在旅顺。从这些人的报告里，似可以清楚地看出—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一次屠杀。”

英国《泰晤土报》也根据其本国武官的报告和记者的报道，指责日本的残杀暴行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

在惨案的目击者当中，除欧美各国武官外，还有其他一些西方人士。英国人艾伦本是兰克郡一个棉商的儿子，家庭富有，因挥霍无度而破产，无奈出海去碰运气，随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他困于旅顺口，几乎遭日军杀害，侥幸逃出虎口。辗转回国后，他写下了他在旅顺所经历和目睹的这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兹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断如下：一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亲临目睹的活生生事实揭露了日军的惨暴罪行。

苏万君老人那年才九岁，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把许多逃难的人抓起来，用绳子背着手绑着，逼到旅顺大医院前。砍杀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一片血水。大坞北边机器磨房里尸体满地，麻袋包和墙上到处是血。”被日军强迫收埋死尸的老人鲍绍武说：“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另一个被迫参加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直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这些当事人的控诉，证明了艾伦的记述和克里曼的报道是完全真实的。


不仅如此，日谍向野坚一日记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是日本军事当局一手制造了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向野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口，他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土兵路过民家，见“有土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向野坚一的自供，不仅承认旅顺大屠杀是事实，而且明确指出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这起惨案的。再证以克里曼的通讯，可知这次大屠杀也是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所同意和批准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连原先支持过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西方人士也难以为其辩护。英国知名的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即是如此。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他倍感难堪，因为他“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的行动”。注13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人面前名誉扫地，他不得不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说点表面上的公道话：“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旅顺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使日本政府非常惊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可是，要采取善后措施和调查这次大屠杀事件，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就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而召回在国外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在接替人选的安排上有困难并影响士气，而且政府也有可能遭到军部反击。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同陆奥商谈后，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其否认事实和指鹿为马的惯用手段了。

于是，陆奥宗光一面致电《纽约世界》杂志“辟谣”；一面向其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发出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的训令”，内称：“请记住，在向部内及他处有关人员提供资料时，务必运用以下诸点：(1)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大约三百五十五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

他煞费心机地编造出来这些谎言，其目的是统一口径，以消除日本政府内部的步调不一现象。不久，陆奥又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发给日本驻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使，并将日本政府决定发表“辩解书”的原因通知他们说：“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的事实，因来自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声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为此而起草了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这就是公诸报端的《陆奥声明》。陆奥在公开声明中，一面为日军的暴行辩护，说什么外国记者关于旅顺惨案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一面腼然人面地谎称：“旅顺陷落时，中国兵士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他们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土。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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